第二十二章（2 / 2）

除改组内阁的四道命令以外，另外还有三道战斗意味很浓的命令，一道是裁撤全国巡阅使、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部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一道是声讨制造政变者；再有一道是既以争取民心，亦以“开搅”的命令：“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所谓“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在明朝，国家税收以田赋为主。万历末年，外有清兵，内有流寇，军费支出浩繁，都在田赋上动脑筋“加派”。到了崇祯年间，“加派”比正税超过几倍，谁有田谁倒霉，因此用拆字格咏“田”字的打油诗，道是“昔为富之基，今为累字头”。地方情愿将受累的田送给公家，但公家只要钱，不要田，逼得地主、佃户相率逃亡，田地荒废，而流寇大增。明朝之亡，一半亡在这“加派”上头。

因此，清朝对苛扰农民，足以亡国，引以为戒。康熙三十八年，特颁一道上谕：永不加赋。清朝最重家法，雍正以后各朝，都能恪守祖训。乾隆好大喜功，六十年间有十次大征伐，军费都出自国库，不曾在田赋上加派分文。

道光末年，内忧外患交迫。咸丰即位之初，洪杨造反，席卷东南半壁，国库空虚，都靠各省统兵大员自己设法，但既不准加赋，这个法子从何处去想？于是有个叫钱江的幕友，主意打到商人头上，想出一个“厘金”的办法，货物行销，逢关过卡，抽取极低的通过税。积少成多，得以支应浩繁的军费，成就戡乱的大业。但洪杨虽平，厘金并未取消；到了民国，仍然如此。加派病农，厘金病商，久成苛政。因此，黎元洪下这道命令，便成了德政。如能实现，当然可以争取民心。不过定在民国十四年起实施，等于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起码要让他这个大总统当过年，才能实践他的诺言。否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诺言就成了空头支票。

话虽如此，继任的人因为有了他这句话，在厘金存废这个问题上，会出现困难。所以说，这道命令其实是“开搅”。

六月十三日上午，冯玉祥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小时以内，发给欠饷三百万元，否则第十一军自由行动，恕不负责。黎元洪眼看有被劫持之危，决定出走。除了签发由李根源副署的七道命令以外，同时给了国会一个咨文，声明撤销辞职，为易地行使大总统职权作张本。

“军警监视很严，如果不能顺利出京，遭遇劫持，这个问题就要闹得不堪收拾了。”李根源提出警告，“出走一事，必须计出万全。”

“此刻恐怕无法筹划万全之计，只能瞒一瞒人的耳目，再仰仗两位洋顾问的保护。”金永炎说，“我可以做到上车之前，不让人知道大总统的行踪，以后就难说了。”

“只要能上了火车，就不会有问题。可是火车呢？路局会不知道吗？”

“至少可以瞒一时。”金永炎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直接找铁路局，说奉大总统之命，到天津迎接国务总理张绍曾回京复职，要一列专车。

这个大帽子很管用。路局立刻调派了一列头等车，并且告诉金永炎，随时可以出发。

于是黎元洪决定了同行的人，包括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从武官、秘书、卫士及两名洋顾问，共计四十余人，但却没有他的“二太太”黎本危。

一直是“掌印夫人”的黎本危，派充了临时的“典玺官”。这也是黎元洪左右智囊的主意，万一大总统遭劫持，还有象征大总统权威的印玺在，依旧可以发号施令。所以决定将大小印信十五颗，由黎本危随身携带，住入法国医院。

及至黎元洪一行上车，路局才知道专车是如此用途，立刻通知交通部路政司，辗转报告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随即查问：“大总统是不是将印信也带走了？”答复是：“不知道，但印信已经不在了。”

于是张廷锷立即用电话通知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等专车到达杨村，王承斌已经带着警务处长杨以德，及一批武装军警在等着了。

“大总统怎么出京了？”王承斌说，“事先该给我一个电话。”

“我想到了再通知你。”

“大总统为什么出京？”

“在京不能行使职权。”黎元洪说，“我已经通知国会跟外交团了。”

“大总统既然出京，印信为什么要带到天津来？”

“没有。印信仍旧在北京。”

“分明带出来了。”王承斌言语不大客气了，“为什么不说老实话？”

“我为什么要骗你？”

“那么，印信在北京什么地方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

“大总统及印信的安全，我有保护的责任。”

“我很好，不需要你保护。”

“可是印信没有下落。”王承斌说，“保护大总统的印信，也是我的责任，总要看到了，才能放心。”

“你看不到，在北京。”

“那么，我得知道下落。印信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哼！”王承斌冷笑，“印信没有下落，只好请你回京。”说完，人就走了。

黎元洪气得说不出话，随行人员亦都保持戒备。车到天津新站停了下来，而黎公馆在“老龙头”附近，所以下令继续开往老站。

“不行了！”列车长报告。

“为什么？”

“车头不见了。”列车长说，“站里已经卸下来了。”

一语未毕，王承斌却又出现，“大总统，”他说，“请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去休息。”

黎元洪木然相向，不理不睬，只是端坐不动，这就是他那个外号“黎菩萨”的由来。

王承斌当然知道他这个老毛病，既已成了泥塑木雕的菩萨，祈求不灵，威吓无用，唯一的办法是“保护”！

转念到此，转身就走，下令带来的一营人，“保护”大总统专车。车上的不能下来，想上专车的进不去，连黎元洪原配太太所生的儿子黎绍基都被隔绝了。

于是美国顾问辛博森自告奋勇，带了金永炎所拟的一个电报稿，下车出站，到电报局拍发。柜台上的成员一看稿子，用英语说了一句：“请稍候。”

原来电报是发到上海申报馆的，电文是：“申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遭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而电报局已接到通知，有关黎元洪的消息，一律扣发，所以对辛博森要发这个电报，便须展开国际交涉了。

“请问你的姓名、身份。”电报局的领班说。

“我是黎总统的顾问辛博森。”

“噢，辛博森先生，非常抱歉，我们奉命不能发这个电报。”

辛博森大为诧异，“为什么？”他说，“请你详细告诉我原因。”

“原因不明。我们只是奉命办理。”

辛博森这时已想明白了，“下令的人，不了解国际公法上关于通信自由的保障。中国，我记得也是参加了这项条约的，如果违反规定，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的严重。”他略停一下又说，“事实上你无法封锁这个消息，因为我可以透过美国领事馆的电台，将这个电报发到上海。而你们，将毫无必要地担负起违反国际公约的责任。这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

那个领班很有魄力，一听他的话不错，随即答说：“很好！我接受你的解释，电报照发。”

接着辛博森分访英美领事馆，报告黎元洪被劫持的情形，两国领事立即派遣副领事去探望。其时辛博森拍发电报的事，已报告到王承斌那里，立即加强了隔离的措施，原来洋人可以自由出入的特权，亦被取消。因此两国副领事，竟不得见黎元洪一面。

这一下引起了外交团的公愤，但却无法采取有效的授权行动。黎元洪困在专车上，越想越窝囊，一个想不开，取出随身携带的一管镀金小手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要扣扳机。

福开森大吃一惊，幸亏他眼明手快，跳起来将黎元洪肘弯一抬，子弹直蹿车顶，手枪也就被福开森夺下来了。

但这并不能使王承斌害怕，或者觉得黎元洪可怜而放松一步。相反地，他认为恶人的名声，反正已经出去了，若无结果，太不上算，所以逼印的态度反更坚决了。

到了晚上十点钟，他又上专车，开口第一句就是：“大总统既然觉得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第二句话是对黎元洪的侍卫武官唐仲寅说的：“如果大总统不肯将印交出来，就只有委屈各位陪大总统一直住在专车上。”

于是黎元洪左右的亲信，密密商议，决定屈服，明告王承斌：“印信在北京，法国医院。”

“请大总统打电话回去，一交印信，我马上护送大总统回公馆。”

电话由唐仲寅打给伴护黎本危的机要秘书瞿瀛，答复是：“没有大总统的口谕，无法照办。”

迫不得已只好由黎元洪下车，在站长室要长途电话找黎本危，用湖北乡话讲了好久没有结果。因为黎本危不能想象有地方长官劫持元首这种危险的情况，犹自极力劝黎元洪坚持到底。

这时金永炎已用另一具电话接通了瞿瀛，他说：“大总统的处境，极其难堪，也极其危险。大总统已经自杀过一次了，二太太再不放手，只怕迟早会出事。”

瞿瀛听得这话，转告了黎本危，终于同意交印。但黎元洪却还不能恢复自由。原来交通总长吴毓麟等在直隶省长公署，预备收印复命，此时专车赶回北京，要从黎本危手里收到了东西，才能放人。

结果是站长室做了大总统的行馆，左右亲信，相对黯然。黎元洪却还不大服气，请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了一个给“全国报馆”的通电：“前电到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以后，尚不放行。黎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伪造，元洪不负责任。”

这个声明当然是必要的，但无补于已成的败局。到了第二天一大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知道已取得印信，可是黎元洪犹须办一个手续，才能恢复自由的平民生活。

这道手续就是正式向国会、国务院、全国民众表明：“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表明的方式是发通电，发通电要他亲笔签名。

事已如此，黎元洪懒得再争，很痛快签了名，可是一回到家，当然会有所表示。

黎元洪的修养到底不如徐世昌，提得起，放不下，不能视非分的尊荣如浮云过眼，加以左右亲信的怂恿，决定把握一个“缠”字诀，跟直系周旋到底。

这就少不得又要发通电了，说交印以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执行”，照通行法例，“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

当然，直系在高凌霨一手导演之下，亦有一番精彩表演，除了由王承斌通电说明，大总统离京，不交印玺，“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而“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前途异常危险”，作为迫不得已索印的理由。最出人意表的是，高凌蔚与直系三总长，海军李鼎新、交通吴毓麟、财政张英华，联名给了黎元洪一个电报，说“事前未蒙通谕，攀辕无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国不可一日无元首”，恳请“即夕旋都”。这个假惺惺的做作，大有指黎元洪“弃职潜逃”之意，惹得“泥菩萨动了土性”，复电表示，高凌蔚等人，辞职已经照准，并派李根源代理阁揆，所以“请稍息贤劳”，目的是否定此四人的阁员地位。

但是，直系手中握着同为黎元洪具名的两套文件，运用自如。最有利的，当然是六月十四日凌晨两三点钟，在天津新站签署的“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的那个电报。高凌霨经此“授权”，在国务院召集会议，除了澄清总统辞职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当然是端午节以前，如何发放军警欠饷。

这除了举债以外，别无筹款之道。贷借的对象自然是外国银行，但能跟外国银行借得动钱的交通系正当失势，且与直系敌对，就算交通系有人自告奋勇，直系亦不愿请教。曹汝霖、李思浩的情况，亦复如此。除此以外，就只剩下一个与直系向有渊源，且与曹锟旧识而颇蒙欣赏的王克敏了。

“这件事找王叔鲁。”曹锟说道，“叔鲁有一样好，公私分明。”

曹锟的所谓“公私分明”之“公”，是指他自己。意思是王克敏的操守虽然不佳，但绝不会将他曹家的钱，装入姓王的荷包。换句话说，该当是他曹锟应得的好处，王克敏绝不会吃掉。

果然，王克敏神通广大，很快地借到了一百万元，在端午节前两天，及时发放了一批欠饷。

与此同时，黎元洪在天津亦借到了一笔钱，用他自己的不动产，押借了十二万元，设立一所“国会议员招待所”，预备拆曹锟的台。

因为这时直系逼宫，已演变为直系与反直系的政争，目标已非目前由谁执政，而是未来的“最高问题”。争斗的焦点，集中在曹锟身上。直系拥曹，而非直系反曹，原因不一，或由于私怨，或由于本身的利害，或由于看不起曹锟，或由于直系准备以钞票砌成曹锟踏上“最高位置”的垫脚石而大起反感，或由于政治主张的不同，坚持先修宪后选举。

反曹——阻止曹锟当大总统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采取消极态度，离开北京，使国会无法获得选举所必须的出席人数，这就是所谓“拆台”。黎元洪对拆曹锟的台，当然最热心不过，所以愿意花钱设立“国会议员招待所”，由政学系的要角，广东籍的参议员杨永泰主持。

不过，这个招待所只是过境的接待机构，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发给大洋五百元，作为“移沪制宪”的旅费。统计在天津领了旅费的有五百零三人，但只有三百八十五人到上海报到。其余的一百多人，少数回乡探亲，大部分仍旧回到北京观望风色。

可是，就只三百八十五人的缺席，对拥曹派已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院议员总计八百七十人，举成数而言，号称“八百罗汉”。选举大总统，依法必须有三分之二到会，去了三百八十五人，就凑不成三分之二的五百八十人了。

这一来，最着急的还不是直系要角，而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原来直系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包括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山东省省长熊炳琦、直隶省省长王承斌、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寅及曹锟的秘书长王毓芝，曾集会做成一个决议，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已提出辞职的声明，态度消极，所以对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该全力争取，不容生变。这个争取的任务，交由王承斌。

原来王承斌不但与吴景濂同为辽宁兴城人，而且有师徒之谊。吴景濂号莲伯，王承斌号孝伯，两人合称为“兴城二伯”。师徒二人向来无话不谈的，王承斌便老老实实向吴景濂开了条件。

“老师，”王承斌说，“如果你老想法子拿曹三爷捧上台，阁揆一席，自然非老师莫属。此外，另外送五十万，那是大家的意思。”

吴景濂一听这话，心跳不已，定定神问道：“何谓大家的意思？”

王承斌解释“大家”就是高凌霨那班人，五十万是活动费。曹锟兄弟对钱看得重，这话不必跟他说，反正由买票贿选的经费中匀出来就是了。

“组阁的话呢？”

“那是曹三爷同意的。”王承斌加了个伏笔，“将来吴子玉亦绝不会反对。”

“这是真话？”

“我怎么敢骗老师？”

“好！”吴景濂重重地说，“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