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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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五十万大洋,一名内阁总理,富贵都系在国会议员身上,眼看此辈纷纷南下,心里如何不急?除了向“袁家花园”——贿选机关领了一大笔旅费,派人分头向南下议员游说敦劝回京以外,还想出来极妙的一着。

“打开天窗说亮话,选举有好处,谁不想来?不过当时冲动,拂袖而去,如今重新回京,面子上磨不开,所以得给他们找个借口,开条路子。”吴景濂得意地说,“这条路子,我找到了。”

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即将届满,对于这个切身问题,不管是留京还是南下的议员们,无不关心。吴景濂即是针对这一点,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准备策动议员提出国会组织法的修正案,在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但书规定:“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说,下届议员未曾选出,并依法集会以前,本届议员的任期,无限期延长。为了不使法统中断,事实上亦非如此不可。

但国会组织的修正案,需要开会才能通过。这就是一个借口,一条路子。让南下的议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回北京开会,不是去选总统,是为我们自己争取合法的地位。”

黎元洪在天津待不下去了。最初,除了外交团以外,没有人当他是现任的大总统。以后外交团也厌烦了,因为他给外交团领袖葡萄牙公使符德礼的公文太多了,内容则与外交团毫不相干,照译照转,不胜其烦,而且出于饶汉祥的手笔,在外交团的中文秘书看来,有不知所云之感。为此,符德礼在一次餐会上向各国公使、领事宣布:黎元洪的文件,以后不再转发,因为无此必要。

于是黎元洪的智囊,加上新由段系中转过来的“盟友”李思浩、姚震,还有黎元洪的同乡、气死“袁皇帝”的陈二庵,都赞成他去上海。“息影”天津的段祺瑞,亦认为黎元洪在天津难有作为。既然众议佥同,即令浙江军务督办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尚无表示,也顾不得了。

但走要走得秘密。因为第一,事先一宣扬,而火车站冷冷清清,无人送行,未免难堪;其次,秘密成行,大有遭受直系迫害,不能不出亡的意味,亦足以增长声价。

于是随从先行,黎元洪第二批走,一行六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面孔,李根源、陈二庵、曾任驻日代办的福建人庄景珂及两名日本医生,搭的是日本邮轮,在九月十一那天,悄悄到达上海。

一到便有通电,是先到上海的饶汉祥早就拟好了的: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请献,谨此奉闻。”

接着又招待记者,少不得仍是一派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直到邀请各省代表开会,才透露了真意。

黎元洪的真意是想组织政府,改派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他的说法是,要阻止曹锟上台,就须拆他的台,而要拆人家的台,先须自己搭台,要求各省赞成他的办法。

各省代表愿意跟黎元洪会议,是希望组织一个合法合理的全国性政府,并没有打算支持始终“妾身不分明”的黎大总统,因此推由一向善于辞令的广东代表汪精卫发言答复:

“各省对黎公个人都极钦佩,去年直系拥黎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是由于法律上的见解不同,而且也深知直系并无诚意。因此,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现在黎公跋涉南来,为国宣劳,不胜感动。至于组织政府,兹事体大,各代表事先毫不知情,仓猝之间,亦无从表达意见。不过各代表一定会慎重考虑,报告本省,请示可否。等有了复电,再来奉复。”

这一套“太极拳”,将一大难题,轻易地推开了,以后当然不会再有答复。但黎元洪的真意既露,却引起了意外的不良反应。

原来这时江浙当道交恶,颇有兵戎相见之势。浙江督军卢永祥是皖系仅存的实力派,他在未到浙江以前,本是第十师师长兼淞沪护军使,升任浙督以后,便保荐他的学生何丰林接充遗职。淞沪护军使由上海、松江两镇守使合并而成,直隶中央。但毕竟是在江苏地方,因此当李纯由江西调江苏时,便打算更动何丰林,改派私人接替,后来由于李纯“自杀”,此事搁了下来。

及至齐燮元接任苏督,他是不折不扣的直系,而皖系一向与直系为敌,因此,齐燮元与卢永祥明争暗斗,已非一日。

而争斗的焦点,便在上海这个地盘。

江浙两省百姓,自然怕打仗,便由八国联军之役中,发起“东南自保”的南通状元张謇,联络两省有力士绅,发起《江浙和平公约》,请齐燮元、卢永祥及何丰林分别签字信守。《和约》有一条:“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恰好黎元洪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发起组织政府,要拆曹锟的台,而又有皖系的李思浩、姚震赞助,就极可能引起“军事行动”。

因此,尽管文名满天下的章太炎是最欣赏、也最倾服黎元洪的,但也看出他此举会使浙江百姓遭池鱼之殃,所以无法表示支持。而张謇则更直截了当地由南通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黎元洪,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民命如丝,东南若有战火,必将斩伤国脉。请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这种劝告不过使黎元洪扫兴而已。论到政治,当仁不让,上海既有个“制宪国会”在,不妨利用。因此,他决定提出两道咨文,一道是准李根源辞职,一道是派唐绍仪组阁。

所谓“制宪国会”,设在上海县西城的湖北会馆,黎元洪趁这天南下议员开谈话会的机会,派人通知,他要出席报告。照他的想法,民主政治有国会不能没有总统,也不能没有内阁总理,所以他的出席和提出咨文,必受欢迎。谁知适得其反。

发难的是国民党中有名的“霹雳火”张继,他是河北沧州人,生得人高马大,故而实大声宏,在黎元洪未到之前,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依附军阀,专图私利。郑重宣布,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他不能承认黎元洪在国会中的身份。

这一来有跟黎元洪相熟的议员,赶紧打电话挡驾。哪知没兴一齐来,淞沪护军使出了一张布告,明眼人一望而知是针对黎元洪而发。

布告照例用“照得”开头。第一段说:“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

下面是说“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弓,为患滋大”,因而提出警告:“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这“无论何人”四字,自然意有所指。“概予拿办”则完全是不承认黎元洪为大总统,所以与平民同例。

当然,他左右的人,不会将这件事去告诉他,但仅就“制宪国会”不欢迎他去报告这一点,就足以使得他抑郁不欢了。

幸好,还有个雪中送炭的人,就是正崛起申江的杜月笙。听说堂堂大总统穷途末路,以致何丰林竟准备着要“拿办”他,不免动了侠义心肠,特地联络黄金荣、张啸林,恭具全帖,在八仙桥寓所邀宴。届时衣冠恭迎,照古礼安席,口口声声大总统。宴后又有进献,随行人员亦无不有丰厚的馈赠,特别是对饶汉祥,特道敬仰之意,知道饶汉祥有鸦片大瘾,送了四个“大土”。饶汉祥感于义气,吞云吐雾之际,灵思大来,作了一副楹联,上联是“春申门下三千客”,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黄歇;下联用唐朝长安韦、杜两家的典故:“小杜城南尺五天”。切地、切姓、切人、切事,倒是难得的佳构,加以用黎元洪的名义书赠,真是上海打话“捧足输赢”。好排场的杜月笙自然喜不胜言,送了极厚的一封润笔,饶汉祥确是不虚此行。

再有一件使黎元洪不无快意之感的是,北京的“选举总统预备会”出了大新闻,有个众议院的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居然也发了通电。开头的几句话是:“九月十日,曜呈众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下面就是他给吴景濂的呈文。这是很流行的一种通电格式,等于公开质问。

他说:“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法科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荒忽,当蒙鉴察。”

这一段帽子是个“金钟罩”,是跟吴景濂捣乱,而先堵住吴景濂的嘴。以下叙入本题:“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本科科长是指议事科科长,拉出证人,更见得捏报人数,确凿无疑。

下面是抒述见解:“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再下来是表明立场:“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

最后却还有几句皮里阳秋、绵里藏针的话:“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惟退唯命。”

通电是发了,报纸的冷嘲热讽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但吴景濂毫不在乎。甚至对于议员的书面质问亦置之不理,照常发出通知,定在九月十二日召开第一次选举会。

这次会议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了。这一下津保派才起恐慌,深夜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六项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金钱承诺外,并许以政治上的优缺。”最后一项是:“如果前述五点均无效果,则出以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反正唯一的原则,是将曹锟捧上台为止。

事实上人数是可以凑得起来的,只是条件问题;条件亦好说,彼此所不放心的是,如何能够保证对方确实履行条件。

说得明白些,一方面是怕拿了钱不投票,所以最好是投过票再付钱;一方面怕投票以后,来个不认账,所以坚持先拿钱再投票。就为了这个各顾自己的立场,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

其时议会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小组织,三五成群,推一个为头的人。小组织既无宗旨,更无章程,甚至名称亦只用地名代表,譬如“三龙坑一号”之类。这种雨后春笋般的小组织,实际上就是贿选的交易团体,为头的便等于是经纪人,此辈每天跟津保派的核心分子都有接触,谈行情,讲交易。就这样逐步解决,慢慢有了具体的结果。

首先是“票价”,每票最少五千元,但经纪人的那一票,则视其所能掌握的票数而定,至少八千,高则两万。其中有特殊关系,或者特别出力的,甚至金钱以外,另有各种的酬庸。

至于付款的方式,亦已达成协议。原来津保派提出的办法是,每人发给一个存折,但须将印鉴送交甘石桥“俱乐部”保管,等大选过后,由“俱乐部”将印鉴式样送交银行,那时存折方能生效。许多议员觉得这个办法缺乏保障,纷纷表示不感兴趣。

以后改正的办法是,每人发给支票一纸,但日期不填,要到大选之后,填上日期并加盖出票人印鉴,方能兑现。换句话说,大总统如果没有选出,这张支票就跟废纸一样。

设身处地想一想,亦只能争到这样一个条件,因此好些议员,以个人或者集体去领支票。打磨厂大有银的支票最多,出票人“洁记”,知道是直隶省议员边守靖的户头,因为他别号“洁卿”;此外还有盐业银行、垦业银行的支票,出票人有“秋记”,是吴毓麟,有“效记”,是王承斌。拿了支票去照票的也有,当然答复是肯定的。“没有问题。只要选出大总统,支票一定兑现。我们银行的信誉也是要紧的。”最后这句话尤见效力,照票的人,都如吃了一颗定心丸。

就在九月下旬那几天,甘石桥“俱乐部”热闹非凡,南下的议员,见猎心喜,被说动了回京的亦复不少。有个议员反直出名,居然亦坐火车到了北京。记者在车站截住,做了访问,问得相当率直:“议员先生,你回京是否为了贪图票价,来做猪仔议员?”

美国修横贯大陆的铁路时,利用少数不肖华侨到广东台山一带招募华工,事实上是贩卖人头,当时称被贩卖的华工为“猪仔”,以此名词移用于议员是极大的侮辱,但居然有人坦承不以为忤。

这个议员姓陈,未当选议员以前是律师,辩才无碍。他答复记者说:“我此来确是为了五千元的票价,这件事亦不必忌讳。那班人历年贪污,宦囊甚丰,这样的倘来之物,如果不是有此绝无仅有的机会,哪里能拔他一毛?”

“这样说,你是甘心做猪仔?”

“不然。”陈议员虽不以记者的话太质直而不悦,却否认愿做猪仔,“金钱可以要,猪仔不可做。这是我要特别声明的。”

“拿了钱就是卖身,卖身就是猪仔。”记者咄咄逼人地问,“既然要钱,何能不做猪仔?”

“老弟,”陈议员拍拍记者的肩说,“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你已经知道,所谓猪仔因为甘于卖身而得名。如果得了钱而不卖身,自然就不是猪仔。这是‘理论学’上的最简单的法则,你当然了解。”

“是的。不过我不了解,如何得了钱而可以不卖身?”

“钱不能不要,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这就是不卖身,也就是不做猪仔。”陈议员又说,“照这个样子,似乎有过河拆桥之嫌,不过取之于盗,不为伤廉。”

这名记者大为诧异。“议员先生,你不是过河拆桥,是在打如意算盘。”他问,“这是一笔交易,你讲明了不交货,人家肯给你钱吗?”

陈议员笑了,“我又要叫你老弟了。”他说,“如谈交易,你知有个千金市骨的典故吗?”

这是很熟的典故,有人愿出重金想买骏马,久无反应,后来此人听说某处有一匹千里马,可惜老病而毙,他立赶了去,以千金买此马的骸骨。这个故事一传,代州、西域的马贩子闻风而集,终于让他买到了最好的马。

“议员先生,你的意思是津保派为了招揽起见,明知你不会投票,也愿意付钱给你?”

“可以这么说。”陈议员点点头。

“事实上恐怕不这么容易。”那记者好心提出警告,“你刚刚到京,恐怕对津保派部署贿选的情形不太清楚。他们的办法是责成各小组的负责人,到那天召集属下议员,一起行动,吃饭拉屎都在一起,直到同车进议院为止。到时候你恐怕逃不了。”

“我不到时候就要走了,钱一到手,立刻迁眷南下,即或暂时不能脱身,六国饭店、法国医院都可以住。将来仍旧要南下,贯彻先修宪、后选举的政治主张。老弟,我索性跟你说个明白,我的办法,反直派是完全谅解的,此即所谓‘资粮于敌’。经过天津时,我曾跟反直派的中坚分子谈过,他亦很赞成。”

那记者认为这是奇闻,亦不免将信将疑,但还是据实报道了。到得第二天消息一见报,津保派大为紧张,因为这个陈议员创造一套拿钱不投票的理论,倘或人人学他的样,岂非“赔了夫人又折兵”。

但要澄清只拿钱、不投票是办不到之事这一点,光靠口头上说,不会有多大效果,必须有行动上的表现,才够力量。

然而采取什么行动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陈议员自己来说明,他的想法是如意盘算,他的做法是失败了。

陈议员是山东人,因而由山东省省长熊炳琦找得他的一个好朋友——财政部的王科长,专诚到六国饭店跟他展开谈判。

“老兄,”王科长说,“你这个玩笑开大了,简直是放野火嘛!熊省长特为托我来问问你,到底作何打算?”

“我说得很清楚了,直系那班军头,荷包太肥了,肥到想买个大总统来玩玩。既然如此,我亦不妨开开玩笑。”

“你是真的开玩笑,还是假的开玩笑?”

陈议员深深点头,“你这真假二字问得好,”他说,“我倒要请教,真又如何?假又如何?”

“你是真的开玩笑,预备来拆台的,那就无话可说。如果是假的开玩笑,那么真意又是如何?彼此多年至好,尽管直说。熊省长为人厚道,你是知道的,一定有以报命。”

听他说得很恳切,陈议员便老实答说:“《官场现形记》上常用一句话,‘千里为官只为财’,如今要改作‘千里开会只为财’。听说这一次的‘票价’高下悬殊,有这话没有?”

听他这一问,王科长肚子里雪亮,“你的话对了一半。”他说,“高下是有的,却不甚悬殊,大致在五千到八千之间,至多一万。至于老兄的事,例外之例外。我跟熊省长去说,送你‘两草’,够意思了吧?”

陈议员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叫他再加‘半草’。难得承你来看我,这‘半草’我承认而不收,是你的好处。”

“承情之至。”王科长说,“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人家肯这样迁就你,自然是有所图的。”

“我知道。你说,是何条件?只要办得到,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于是王科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招待记者,或者发布书面声明,说他的想法错了;二是参加投票,并迁出六国饭店,住到指定的旅馆。

“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不行!”陈议员问,“住到指定的旅馆,是不是你们招待?”

“那是小事。”

“好吧!我住到你们指定的旅馆。”

“投票呢?”王科长紧盯着问,“怎么样?”

“既然住你们的地方,行动受你们控制,那也就不必去说它了。”

王科长亦是玲珑剔透的人,心知他不愿投票,但选举那天一定会出席。反正只要凑足法定人数,他投不投票,问题不大。不过有句话,一定要问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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