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7章 拉人入党(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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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叫陶光涛的秘书,在15年后启动了中国文字改革的进程,被人尊称为“中国文字改革之旗手”。

其它人才,也一一予以了安置,一般都是安置到各部门充任秘书,绝大部分是候补秘书级别(即见习生),少数被任命为助理秘书(一般公务员),只有陶光涛和极个别人物,被直接任命为三等秘书……

事情过去几个月后,此次考试仍然成为南方各大报纸的讨论热点,人们都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考试的到来。有头脑活络的人,立马根据落榜考生提供的信息,出版了“备考北疆公务员考试丛书”,声称只要看了他们出的参考书,必然能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又过了几年,公务员考试辅导班也轰轰烈烈地举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经济学”这一特殊称谓,这是秦时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历史的发展,又提前了80几年……

痛感于应考之人新学的缺乏,秦时竹要求教育厅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在原有财政投入基础上再临时增加200万,熊希龄抗议违反了财政平衡协议,秦时竹没法,只好发动社会募捐,凑齐了这200万(沈麒昌捐了100万)。经过当年的发展,光是辽宁的小学堂就增加到4500余所,在校生18522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2%。此后,秦时竹批示,从今年年末开始,每年发行北疆教育公债1000万,务必使入学率提高到50%以上。

9月7日,黄兴还在北上的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和黎元洪为陆军上将,但两人都予以了辞谢。黄兴是因为淡泊名利,而黎元洪此时正在参议院接受质询,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思去接受上将这个虚名。

在秦时竹的努力下,在袁世凯的配合下,在各党派的压力下,在某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暗示下,黎元洪做出了“唯一可行”的解释,即“误信人言,尤其是湖北军队高层争权夺利,相互造谣,以至于共和元勋含冤而死……”

几天后,在质询湖北军界领导人后,参议院对张振武一案最后得出结论:张振武被害,实非有意捏造,而是湖北军界、政界相互关系紧张,小道消息流传,以至于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故不属于政治阴谋,而是好心办了坏事……

但后果严重,为示郑重同时出于协调湖北各方面关系起见,黎元洪辞去湖北都督、参谋总长两个兼职,专心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湖北军界各主要领导,调京任职,由陆军部安排;湖北都督由张锡銮接任,民政长已由议会选举马天放(共和党人)担任,湖北军队裁撤为两师一旅(北洋系和同盟会各出一人担任师长,共和党人出一人担任旅长)……后来袁世凯任命了国民党党员许祟智为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参议院还同时决议,表彰夏海强率15师进军甘肃镇压以赵惟熙、马安良等人为首的复辟派行为,追认夏海强的甘肃都督、黄钺的甘肃民政长和马福祥的宁夏镇守使任命,要求他们精诚合作,将甘肃治理好。

解决这项纠纷后,袁世凯如释重负。九月十三日,在参议院通过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决定的当天,黄兴到了北京。

黄兴是个憨直的汉子,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他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听了孙中山这些天来和袁世凯的会谈“成果”,他也觉得可信。逢人便说:“定当调和南北,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

孙、黄两人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三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这两人的好感,要革命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总是说些“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党派竞争之苦”之类的委屈话,并假惺惺地表示:“等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百般曲意相从,演技非凡,很快就骗得了孙中山、黄兴两人的信任,做出了“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公开向报界传达,并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

秦时竹在沈阳看见报纸,长叹一声,孙、黄二人,终究过于老实,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让老袁给骗了。以秦时竹之能力,对政治的洞察力自然不低。对于历史人物,由于知识结构的缘故,早有了定见,惟独对于非著名人物,有时会出现偏差。比如对待金实保,险些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他进而想到,在这些不起眼的非历史人物身上,可能蕴藏着不小的力量。仍以金实保为例,从沈麒昌的口中得知,别看这人如此卑躬屈膝,却是营口盐商的领袖,辽宁盐商举足轻重的人物。同前清各个高官关系甚好,和其中一些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秦时竹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多的信息,像这种不在交集之内,又有不小能力的人若是轻视他,肯定会吃暗亏。所以,得知消息后,沈麒昌也不含糊,既然要入股,又是旧时相识,两成的股份就两成,股份事小,盐政事大。

秦时竹心情沉甸甸的还有另一层考虑,是袁世凯又发电报请他“来京面谈”,这次甚至还多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名字,去是肯定要去的,但去了干什么?怎么做?能捞到多少利益却是他要盘算清楚的。要获得利益,自然要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在发生内阁危机时邀请孙、黄北上,是想请他们解决陆内阁的风潮问题,如果再能搞定秦时竹,那就是“举国一致”了。

孙、黄虽然犯了政治幼稚病,但目的也是明确的。第一,考察袁世凯,这个他们认为袁世凯已经合格了;第二,处理张振武一案,他们认为也可以了,参议院的方案虽然有些和稀泥,但毕竟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尤其是黄兴本人觉得自己当时在汉阳惨败,心里也有愧疚,因此不赞同严重处分黎元洪;第三,扩大国民党的声势,为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做准备。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意图和北疆的利益所在。

孙、黄两人极力要争取在将来国会的多数。国民党成立后,为扩大声势,争取多数,到处拉人加党。在孙中山、黄兴身上,这种情况表露的特别明显。黄兴到北京后—心一意扩大政党,大批发展国民党党员,在北京、天津逢人便动员其加入国民党,广至袁世凯,下至—般君主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以及前清遗老,都是他动员的对象。在认识上,秦时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只把宋教仁当做是醉心民主的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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