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1 / 2)
我沉默下来,电话那头何队也没了声音,只是呼呼地喘着粗气。
半晌,何队语气又平和了下来,说:“邵波,晚上我和钟大队、还有黑猫去老地方吃饭,你到时候也过去吧!看钟大队对咱一个什么说法!”
我应了声。
放下话筒,我再次径直往一号房走去,但那个下午,居然一号房里有客人在。
我坐在一楼大堂里胡乱抽烟;胡乱想了想。看来,今晚还要在一号房里好好研究一二了。
到晚饭时,何队给我发了我们常去的饭店包房号到我的传呼上,我出门叫了个摩托车。
在饭店大门口我碰到了钟大队,钟大队说:“邵波你咋过来了?”
我说:“何队要我过来的。”
钟大队说:“过来一起聊下也好,也都清晰一下这结果。”
俩人便进了包房,里面何队皱着眉,叼根烟看我们进房,便把头扭到一边,不看钟大队。
钟大队很直白地对何队说:“老何,这案子结了就结了,咱也算尽力了,能这样交了这份差事,你还要怎么样呢?”
何队才把脸转过来:“钟队,凶手是不是还在逍遥咱先不说,你就自己捧着良心说说,这案子推到医院里躺着的那位身上,是不是草率了点?”
钟大队说:“谁说是推在他身上的啊?你去看看那瘦猴的档案,三进宫,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出狱也才三个月,案发时间、地点都对得上,还逮了个现场。怎么能说是推到他身上呢?”
何队声音大了起来:“那作案动机呢?”
钟大队脸色也不好看起来:“作案动机你等他活过来自己去问就是了,入室盗窃被人发现,杀人灭口。”
何队听了挥了挥手,直接喊起钟大队的名字来:“钟宇!你都这样把案子定了下来,咱有啥好说的。我就想问问你,这样结案你对不对得起你进警队发的誓言,对不对得起你头上戴着的国徽!”
这话似乎刺痛了钟大队的神经,钟大队像个泄气的皮球一般,往凳子上狠狠靠了上去,然后语气温和下来,说:“老何,我进刑警队时就是跟的你,你是我师父,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个副,我却已经早升了正科吗?还不是因为你这坏毛病,钻牛角尖,认死理。不止这一次,上次那碎尸的,那老婆都已经招了,你非得要较劲说她一个女人,怎么有力气把那个一两百斤的男人给碎了,结果呢?你查了半个月,拖着结不了案,最后得到的结论还不是那女人用了个锯条。老何,有时候把心放宽点,咱只是打份工,上个班,没必要较劲太多。”
何队听了,脸色就变了,忽地站起来,冲着钟大队手一挥:“行了行了!姓钟的,你少废话了,昨天早上新来实习的那小伙,你给他说的那话,我真应该拿个录音机给你录下来,你冠冕堂皇地不是对人家说了吗——做刑警,就是要让每一个违反了法律的都绳之以法,让每一个守法的人,都不被罪犯们伤害到。反正,这案子有我何俊伦在的一天,我就要查到底。”
钟大队脸色难看起来,狠狠地吸了几口烟,然后站起来往门口走,临到门口了扭过头来,对着何队和黑猫说:“还有个事忘记给你们说了,明天去云南抓毒贩刘伟明,分局派了我们三个过去,你俩今晚准备下,这趟差有点危险,明早我们就出发,火龙城这案子就给小马他们弄了。”
钟大队又对着我点了点头,说:“邵波,你陪何队他们好好吃,老哥我有点不舒服,先走了。”说完钟大队一转身,往包房外走去。
看着钟大队往外去了,何队还是呼呼地生着气,自言自语一般说:“行!行!我何俊伦就是这么不懂变通,就是这么不会来事!明天去云南,等到我们从云南回来,这案子早到档案库了!”
黑猫安慰道:“何队,钟大队也是有苦衷的啊!上头对这案子的意思,全局里都知道。”
何队说:“有苦衷?有苦衷就不要穿这套警服!”
说完一扭头,对我说:“邵波,今晚咱好好来一口,反正老哥我认死理,我不懂变通,今晚咱就好好变通一次,不喝醉就不走。”
34.
那晚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钟大队和何队。写这个文字,虽然上了一些色彩,但每次打到“钟大队”和“何队”这几个字时,心里还是隐隐地难受。这个世界对英雄是如何定义,没有权威的条文,就算有,我也并不知晓。但在我脑海里,浩气长存的,却永远是钟大队和何队。
钟大队一米八五,脸上坑坑洼洼,但仪表依然堂堂。回忆中,他昂首挺胸的模样,大踏步的步子,始终让我觉得,我只是他身后的小跟班。钟大队以前是邮电局保卫科的,30出头时调到市局,进了刑警队,从一个普通的小刑警,一直干到刑警队大队长。x市连坏抢劫杀人案的凶手刘大彪,就是他一个人徒手擒拿的。钟大队离开这个世界时,才41岁,从警刚好十年。
何队一米七六,戴个眼镜,瘦瘦高高,篮球打得很棒。从民警做起,一直做到副大队长,在副职上一干就是7年。工作任劳任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得起良心,对得起金色盾牌,就算哪天死了,也终归坦荡过了。”
两人的尸体是在云南火化的,黑猫和后来赶过去的一位副局,坐着火车,捧回两个骨灰盒。灵堂设在分局院里,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瞻仰。我想象不出那么两个活生生的、大块头的汉子,那么小小的两个盒子怎么能够盛下。
那趟云南之行,抓捕毒贩刘伟明,非常顺利。盯梢两天,确定了大毒贩的位置,协同当地公安,一网打尽。三人很是开心,开着车,带着唯一一个需要回x城结案的犯人,往回开。
还没出昆明市,路边就遇到一起首饰店的劫案。钟大队和何队要黑猫在车里看着犯人,他俩拔出枪,下车冲入了现场。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何队是被一枪打中了头部,子弹从左眼穿了进去,后脑出来,遗物里那副黑边的眼镜,镜片是碎的,沾满了血。
钟大队是被那六个劫匪活活打死的,大腿和右手各中了一枪,然后劫匪把钟大队拖进他们劫持了人质、和警方对峙的现场。劫匪对着外围的公安穷凶极恶地吼着:“不答应我们条件,我们就宰了这个干部。”
话音没落,就听见钟大队大吼道:“直接冲进来干死他们就是了,人质已经死了,就我一个,你们不用管。”
警方冲入现场看到钟大队时,只能依稀分辨出血泊中的那一身警服,钟大队鼻孔、耳朵、嘴里,都是血,送到医院抢救,却早已停止了呼吸。在场的包括云南公安厅的某些领导,全部都摘下大盖帽,对着钟大队的尸体敬礼。
两人走的时候,钟大队是二级警督,工资三百二十七;何队是一级警督,工资三百八(何队工龄长)。那时候猪肉三块一斤,孩子的学杂费四十几块一学期。在外面下趟馆子,有个五六十,可以吃个大饱饭。两人被追封为烈士,家属一人体恤了三千五百块钱,和一个材质不过是个铁片的奖章。
那年月的公安,没有很厚实的背景,没有捞外快的渠道。闲的时候,一周有三两天还能回家睡个葫芦觉,遇上有案子,半个月没进过家门。那般玩命,家底却始终是拮据的。当然,也有打趣的话是:从来不用自己买衣服裤子和鞋,局里逢年过节也能发些米啊油的,公安家庭里的半大孩子,也早早地穿上的是警裤改的裤子,蹬着局里发的厚底皮鞋。
钟大队的妻子后来过得很艰难。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1994年在单位下岗时,单位也没有考虑她的丈夫曾经为这个世界付出过什么。1997年郊区纳入市区时,钟大队的那一捧骨灰所埋葬的地方,也推为了平地。据说那年,嫂子带着两个才十六七岁的孩子,跪在分局门口嗷嗷大哭,分局大老板亲自下来,把他们扶进办公室。然后全局凑钱,给钟大队在市殡仪馆的后山上买了个小格子,树了块碑。
一直到千禧年吧,嫂子家情况才好点。和我父亲有过节的那位,当时已经在省厅了,他并没有忘记钟大队,也没有忘记嫂子他们的艰难。那年他给嫂子打去电话,说:你家大的我记得现在应该也快大学毕业了吧,毕业后让他拿着学校的介绍信直接来省厅找我。
至此,钟大队的家属才算得到了个好的结果,也算让九泉下的钟大队能够欣慰。
而何队的妻子,在何队离开这个世界不到半年时,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了市外贸局的某位,一个也是丧妻的公务员。何队的儿子,也从那以后,被改了姓。
多希望,那孩子会永远记得自己的父亲,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也希望,那孩子在长大后,会骄傲地跟人说:我姓何!
35.
那晚回到火龙城已经九点多了,带着一身酒气,直接到房间里躺下,呼呼睡了几个小时,居然又是被人叫醒。我迷迷瞪瞪睁开眼睛,居然又是古倩,正趴在床边露出那副很是得意且天真的表情。她身后是八戒和小军,估摸是这两个坏胚把古倩带上楼的。见我醒了,便说:“得!人给你交了一个活的,咱俩就回避下,表哥他们还在宵夜摊上等我们喝酒呢!”
说完笑得很贱的样子,往外走。
我坐起来,冲着他俩喝道:“给我留下,现在几点了?”
古倩说:“现在两点了,要不我怎么能跑出来?”
我冲古倩笑笑,然后对八戒和小军说:“一号房没客人了吧?跟我进去办点正事!”
古倩一听我说起一号房,便来了兴趣,说:“去找线索吗?也带我过去看看,见识见识吧!”
我说:“你就在这看会电视吧!我们忙完正事了再过来陪你玩。”
古倩就急了,说:“谁要你们陪了,你邵波觉得我过来找你就是为了要你们陪我玩?要陪我玩的人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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