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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盆记》

作者：呼延云

书名：乌盆记

作者：呼延云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06-01

内容简介：

《乌盆记》原本是一出中国历史上堪称最恐怖的鬼剧，：990年前，渔阳县发生了一起凶残的谋杀，见财起意的夫妻毒杀路人并碎尸，将尸骨混进泥土并烧制成了乌色的瓦盆，令其永不见天日。而惨遭荼毒的冤魂最终化身为厉鬼，将复仇的匕首插入凶手的心脏。

990年后的渔阳县，大雨倾盆的夜，窑厂附近的一间平房里突然又响起了《乌盆记》的调子，仿佛是一幕恐怖大剧的序曲，凄恻的唱腔宛如鬼魂一般萦绕在谁的耳际？一个带有暗红色痕迹的乌盆赫然出现在世人眼前，乌盆内还嵌有一颗烧焦的成人臼齿。

就此，一系列杀人奇案在渔阳县接连发生。利刃下毙命的受害人，没有半点脚印的密室……直到刑侦工作陷入绝境时，警方才猛然发觉：整个案件几乎就是把阴森可怖的“乌盆记”事件重新上演了一遍。一个千年未解之谜和一个近乎完美的不可能犯罪现场——推理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作者简介：

呼延云，著名推理小说作家，原创推理届最具影响力和变革精神的领军人物。代表作《黄帝的咒语》曾霸占各大电商悬疑推理图书榜首。其作品熔本格派与社会派于一炉，创造出一个个恐怖离奇、悬念迭出的不可能犯罪案件，侦破过程往往展现法医学、刑侦科学和犯罪心理学的前沿成就，同时坚守推理小说的本质：以严密的逻辑性推导出不可预测的震撼结局，每部作品都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近作取材于传统神秘文化，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中国风，被评论界誉为“开拓出推理小说的全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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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乌盆记》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罪案之一，如果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推算，现在已经过去了近990年。然而至今说起，依然令闻者毛骨悚然。

历史上对这一恐怖事件进行最初记载的，是元代一位不具名的戏剧家撰写的剧本《叮叮当当盆儿鬼》，单从名字上看，就让人感到一种邪恶入骨的童趣。经过后来历代戏剧家的改造和加工，这出戏的名字变成了《乌盆记》，也叫《奇冤报》或《定远县》。故事的情节虽无大改动，但是个别人物的名字和以往大不相同。

故事恐怖到何等地步？

清朝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曾请英国使团听谭鑫培演唱京剧《乌盆记》。席间，慈禧问英国公使是否听得懂，公使回答说：“戏词没听明白，但从演员悲惋的唱腔中，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哭泣。”

民国时期，戏园子里上演《乌盆记》，曾经不止一次地吓死过人，有些戏园子门前贴出的海报干脆就警告“胆小者莫入”。邵飘萍主编的《京报》上曾经有评论说“此等阴森恐怖戏剧，实为旧文化之糟粕”，然而却挡不住戏迷们的趋之若鹜。时人评议，各大戏园子都以叫卖声、喝彩声攀比，高者胜之，“倘有一隅，人满为患，却鸦雀无声，只闻一凄凄惨惨之幽咽，必为《乌盆记》无疑……”

1950年7月，以新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首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对12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其中就包括《乌盆记》。

而《乌盆记》遭禁的原因是——

“舞台形象过于恐怖，宣传了迷信思想”。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6月，整整30年过去了，在文化部下发《关于制止上演“禁戏”的通知》中，重申禁演《乌盆记》这出“鬼戏”……

由于本书所记述的奇案与《乌盆记》关系甚大，所以要把《乌盆记》的故事先进行一番讲述，其中夹杂有对相关史料的考据，因事件过于奇特之故，必不至令读者眼倦。

事件发生的时间，应当是在公元1026年，这是因为包拯审理此案是在任定远县令期间。据定远县志记载，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包拯受龙图阁直学士刘筠的举荐担任定远县令，任期一年。而据《乌盆记》涉案人的陈述，受害人刘世昌的遇害是在“前三年”，由此不难推理出案发的确切时间。

时为夏季。

南阳人士刘世昌长年以贩卖绸缎为生，这一天他结清了账目，带着银子和仆人刘升一起往家赶，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

那时的中国，与现在大不同。

读者可以想象一下，那时人口稀少，城镇的数量比现在少得多，规模也要小得多，其间并没有任何公路，也没有一辆汽车，连电线杆子都不见半根。所谓旅途，就是在无垠的荒野中或独身、或结伴沿着车辙或兽迹慢慢前行，整个世界的色彩十分单调，野草是已经荒芜的黄色，树林是正在荒芜的绿色，以及周遭正在一点点黯淡的黑色。四野一片沉寂，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别无他响，偶尔传来一声昏鸦的哀啼，也如肢解了天空一般，听得人肝胆俱裂。

客栈是极罕见的，偶有几个房屋的造型，走近了一看，不是废弃的茅舍，就是破败的小庙，甚或露出白骨的孤坟……

刘世昌主仆正在踌躇今晚该到哪里落脚，突然天上下起了雨。

雨极大，转瞬之间，势成瓢泼，将天地之间连成苍茫茫的一片。刘世昌主仆虽然都带了油伞，却毫无作用，浑身上下被淋了个透。

“前面是什么地方？”刘世昌扯着嗓子问。

刘升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睁大眼睛看了看，认得此处是从前经过的地方，答道：“大东洼。”

“归哪里所管呢？”

“定远县。”

定远县地处安徽省东部，北宋年间为淮南路濠州所辖，而大东洼三个字，一听便知是有雨则涝、无雨则旱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刘世昌主仆正在发愁该到哪里避雨，竟看见前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窑场，窑场前有几间简陋的草房，影影绰绰的似乎有灯火的光芒。

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去，拍了拍门板，半天无人回应。刘升脾气急躁，一边拍一边喊“有人吗”。片刻的工夫，门打开了，钻出一个獐头鼠目的瘦子来，阴沉沉地问他们什么事情。刘世昌说明主仆二人“行至此间天降大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此借宿一宿，感恩匪浅”，瘦子上下打量了二人一番，点点头将他们让进了屋子。

屋子矮小而阴暗，分成里外两间。外间靠墙顶着破烂不堪的桌椅，桌上点着一盏油灯，灯火摇曳不定，地上摆着一只细木条编成的瓦桶，墙角放着一摞青色的瓦盆；里间与外间以一布帘相隔，从布帘下摆的缝隙望去，似乎有一女人的影子，想来是主人的内眷，自是不便打扰。

刘世昌向痩子道谢，问他的名讳，瘦子自称赵大，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盆儿窑。

刘升把肩上时包袱卸下，揉着酸痛的肩膀，赵大上去帮他接过包袱。《乌盆记》中所记载的一段简短对话，令人不寒而栗。

赵大：“这挺沉的。”

刘升：“这里头都是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