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章（2 / 2）

不过，《洗冤录》所载一般验毒的方法，应该还是适用的。这在刚毅不须查书也知道的，最普通的一种方法是“银针探喉”。当即问道：“你用银针试过没有？”

“试过的。”

“怎么样？”

“有一点点黑。”

“只有一点点黑？”

沈祥没有听懂那个“只”字，答一声：“是！”

“这就不对了！”刚毅对例案很熟，记忆力也很强，想起有一件恶媳凌姑，服鸦片自杀的案子，以彼例此，找得漏洞，“烟毒而死，说来都是自杀，要吞好些大烟，才能送命。烟膏子在嘴里不管喝多少水，总有剩下的，银针一试，一定很深、很深的黑颜色。你怎么说只不过一点点黑呢？”

“这个，小人就不知道了。”

“你当仵作多少年了？”

“小人是同治十二年春天正式补上名字的。”

“这样说，替葛品莲验尸的时候，你才当了半年仵作？”

“是！”

“那就怪不得了！”刚毅得意地说，“我倒考考你，银针探喉之前，应该先做怎么一道手续？”

“小的，”沈祥嗫嚅着说，“小的不知道。”

“银针探喉以前，先要用皂角水洗过，莫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

沈祥越发惊惶了，结结巴巴地回答：“没，没有听说过。”

“唉——”刚毅这口气叹得很长，一半也有些做作，是表示他的得意，“你这样子胡闹，真正是草‘管’人命！”

他又念了个白字，误“菅”为“管”。不过沈祥听不懂，就是听懂了也不敢笑他。

刚毅自觉这一天颇有所得，退堂以后，找到翁曾桂细谈经过。林拱枢虽然也奉派会审，但以手头另有案子，这两天的审问，始终不曾参与。翁曾桂认为应该跟他谈一谈，也问问他的意见。

于是，又将林拱枢请了来，拿两天的口供给他看，也作了必要的口头说明。林拱枢听完问道：“葛品莲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这一问，指出了全案最主要的症结。过去所认为所须推究的是，杨乃武曾否指使，并以砒霜供给小白菜毒杀亲夫？对于葛品莲之中毒而死，似乎并无疑问。现在如果能查出真正的死因，若非砒毒，则杨乃武毫无干系，就不辨而自明了。

“如果是死于烟毒，则案中有案，另起波澜！”

“果真有此案中之案，恐怕很难水落石出。时间隔得那么久，从何查起？”翁曾桂搓着手说，“案子可能很棘手，如之奈何？”

“我看，”刚毅却很乐观，“连烟毒都不是。用大烟谋害人命的事，还没有听说过。大烟味苦，上口就知道，怎么害得成？”

“然则除非葛品莲自尽！可是，”林拱枢质疑，“第一，何以厌世，是不是有何冤屈？第二，为什么用大烟？先祖遗志未达，至今毒逋天下！”他是为他祖父林则徐禁烟一事，顺便发两句感慨，“烟膏也很贵，葛品莲就要自杀，又何必挑这个既花钱又受罪的法子。第三，葛品莲从发病到咽气，不像中了烟毒的样子。中烟毒只会昏迷不醒，不会像打摆子那样，浑身发冷。”

“是的！”刚毅接口说道，“银针探喉，未用皂角水洗过，发一点点黑，不足为凭。据仵作所供，亦只是尸身软而不僵，疑似烟毒而已。总之，证据薄弱，情理不通，烟毒之说，可以不论矣！”

“那么！”翁曾桂问，“是不是再追究砒毒？不是砒毒，中的是什么毒？”

“也可能根本不是中毒。”林拱枢说。

“莫非，”翁曾桂笑了，“真的如那‘乌花郎中’所说，是痧症？”

“为什么不可以是痧症？痧症种类很多，俗语所谓的瘪螺痧、绞肠痧、吊脚痧，夺命都在顷刻之间。”

话虽如此，到底只是可能如此，而非必然如此。发病之初，见到葛品莲的几个人，都不懂医药；唯一能鉴别病症的，只有一个“乌花郎中”，却反不在人世了。即使在世，能够传案作证，亦不见得一定确实，因为这个医生，手段既不见得高明，又未经详细诊断，说的话未必可信。

因此，目前仍应假定葛品莲中毒而死，只是既非砒毒，又不似烟毒，是何种毒物？很难研求。这一来，便只有找漏洞去探索了！

这是林拱枢的见解，翁曾桂也同意了。“好吧，”他说，“我们从很明显的几个疑问去追究‘为什么’！”

“第一是门丁沈彩泉，”刚毅问道，“为什么仵作说烟毒，他要说砒毒？”

“这是有意要拿案子闹大来！”林拱枢说，“非如此，不能在这场官司中，大大地弄些好处。”

“想弄谁的好处？穷家小户，哪里来的油水！为什么要拿案子闹大？”

“这不用说，当然是想把杨乃武牵连进去。”翁曾桂说，“我听好些浙江的朋友谈过，杨乃武的刀笔收入甚丰，而且平日好与刘大令为难，宿怨甚深。凡此都是刘大令想借此报复的动机。”

“照这样说，第一，是蓄意造成冤狱；第二，沈彩泉当然是由于主人的授意，才敢在大庭广众间，公然干涉仵作。”

对于刚毅的看法，翁、林二人都觉得第二点理所必然，第一点则持论太苛了些。林拱枢比较率直，便唤着刚毅的别号说：“子良兄，说刘大令蓄意造成冤狱，倒也未必；不过，心有所蔽，眼就不明了。只看他对杨乃武并未刑求，只是按规定期限解到杭州府去审，就可以知道，并无一手遮尽耳目，锻炼成狱的打算。”

“他在县里没有刑求，是因为革杨乃武的举人，毕竟要学政做主，事未定局，不敢用刑。”

“话是不错！”林拱枢说，“不过第一天传杨乃武到案，第二天就动公事请革杨乃武的举人，其间并无可以私下接头的时间。这样做法，相当鲁莽，是出于一时意气，而非从容部署，逐步逼紧的老吏手法。

所以‘蓄意’之说，似乎还有推敲的余地。”

“我有同感。”翁曾桂很恳切地说，“子良兄，此案演变成今天不得开交的局面，就因为刘大令当案发之初，便有了成见，以至于一步错一步，如入泥淖，越陷越深。今天我们重审此案，亦不宜有丝毫成见，横亘胸中，不然，只怕难求真相。”

刚毅气量很狭，听得这番话，心里不大舒服，因而局面显得有些僵。翁曾桂性情平和，见此光景，不免失悔，为了弥补感情起见，便改换口气，把刚毅很恭维了一顿，说他目光如炬，折狱精到，而又熟于律例，办这一案仰仗他的地方正多。

于是刚毅的不快消释了，提出一个建议：行文浙江传沈彩泉到案，问他何所据而断言葛品莲中了砒毒。

彼此重新推究全案的真相，认为传唤沈彩泉到案是必要的。但沈彩泉是秉承主人的意旨行事，所以又必须刘锡彤到案。可是现任的县官，除非解职听勘，不能传案对质；而县官解职，又必须确有重大嫌疑，专折奏准不可。所以眼前还不到传唤沈彩泉的时候，等爱仁堂的人一到，必有他人所未知的证供，那时就不但要传沈彩泉，还得传刘锡彤以及案内所有有关的人证。此时有所行动，变成一番手续两番做，徒劳周折犹在其次，打草惊蛇，更为不智。

杨乃武终于解到了。提堂之日，是个艳阳天，因而刑部上上下下，以及刑部官员吏役的亲友来看热闹的，比那天看小白菜的人还要多。

杨乃武却不像个死囚。他本来生得俊美，在狱中三年，难得晒阳光，所以皮肤格外地白，益显得温文儒雅。加以此行，昭雪有望，心情大宽，脸上总带着微笑，十分可亲。因而很多人总有这样的感想：怪不得小白菜会看上他！还有人说：难怪小白菜这么迷他，甚至谋杀亲夫亦无所顾忌了。

不过，杨乃武身体上的苦楚，却只有自己知道，一条腿已经瘸了，内伤太重，每逢阴天，浑身酸痛，彻夜不安。可是，比起昭雪沉冤，得保活命，这些苦楚也就容易忍受了。

到堂是由翁曾桂主审，首先问到他自己的诬供，杨乃武便抖露出一段内幕。

这段内幕，翁曾桂已经听人说过，但出自杨乃武的口中，感觉自然不同。“翁老爷，”他说，“三木之下，不但何求不得，而且唯恐拂了问官的意，或者怕问官不肯完全相信，又动大刑，所以自诬的口供，编造得比真的还要真。真人真事，或许还有记忆不清、细节含糊的地方；假编的‘真人真事’，有名有姓，有地有时，首尾俱全，枝叶分明，而究其实际，完全不是这回事。因此，杭州府不传爱仁堂店东到案，率尔定谳，乃武死不瞑目。不幸的是，爱仁堂店东，已经为余杭县刘大老爷跟余杭县的生员陈竹山逼死了！”

这就有内幕，翁曾桂问道：“为什么逼死爱仁堂店东？”

“爱仁堂姓钱。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只为了求其逼真，捏称名叫钱宝生。当时杭州府交代余杭县传钱某到案查问，刘大老爷唯恐钱某不承认，先托余杭县章训导写信开导，随后又由陈竹山与沈彩泉威胁利诱。钱某怕官，更怕讼累，勉强承认有卖砒霜给我这件事。这一来坐实了我的诬供，沉冤至今。现在蒙皇上天恩，准由刑部诸位大人老爷提审，刘大老爷怕钱某说破实情，所以派陈竹山去威吓。钱某平日就受乡里责备，想想说实话不可，不说又不行，左右为难之下，上吊而死。推原论始，所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实在是我害了他！”

说罢放声大哭。这一哭，声似山崩，泪如河决，几乎震动整个刑部衙门。真所谓“暨伤逝者，行自念也”。这副眼泪不仅哭钱老板和他自己，也是为了小白菜及普天下所有受了冤屈的人，一泄悲愤。

这就没法儿再审了。因为要止他的哭声就很难，即令收拾涕泪，而胸部抽搐，喉头哽噎，亦无法说话。

倒不如暂且退堂，等他息一息再说。

杨乃武一收监，看热闹的人亦就纷纷散去。他这一哭，发生了不曾预期的效用，原来认为他冤枉的，自信更深；而存疑不置可否的，一变而为同情。因为这副眼泪，假造不来；这般激动，更非做作。

不但旁观者如此，问官亦有这样的感觉。因此，到下午再秘密提审时，翁曾桂格外体恤，本来叫他站着回话，由于一条腿不方便，不耐久立，特为给了个椅垫，让他半跪半坐地答供。

“你说刘知县、陈竹山逼死爱仁堂的店东，是怎么回事？”翁曾桂问，“这陈竹山可就是陈湖？爱仁堂的店东到底叫什么名字？”

“是。爱仁堂的店东名叫钱坦。当初传唤时，钱坦的胞弟钱恺不知道遭了什么官司，因为陈湖常在县衙门走动，包揽诉讼，所以特为进城去托他。其时刘大老爷也知道，乃武所供并不实在，但有意要弄假成真，也托陈湖会同他的门丁沈彩泉，在门房里硬吓软骗，逼钱坦承认有卖砒情事。然后写了一张本案与钱坦无干的‘谕单’给他。是故，在浙江一审再审，始终未提钱坦到案对质。这一次，部里驳胡学使的复审，指出爱仁堂店东是紧要人证，亟应传案讯究。刘大老爷怕钱坦到堂说了实话，全案完全推翻，所以派陈竹山到仓前威胁钱坦，不准他说实话。钱坦良心不安，唯有一死了之。”杨乃武一口气讲到这里，犹复余勇可贾，提高了声音说，“堂上老爷明鉴，倘或钱坦果真他卖过砒霜给乃武，问心无愧，又有县官撑腰，尽可到堂，侃侃而谈，与乃武对质，何用自杀？”

听到最后，翁曾桂与刚毅都暗暗点头，怪不得说他是刀笔，这几句话驳诘得十分有力，看来钱坦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了！

可是，“这些情形，你人在狱中，”翁曾桂问，“是怎么知道的呢？”

这一问，在杨乃武的意料之中。当然不能说实话——原来在由杭州起解时，詹善政便作了安排。买通了押解的差役，以及海轮上的“买办”，将案发以后，三年来的种种经过，一切传闻，用蝇头小楷写成始末，逐日传递一段，让杨乃武如厕时仔细阅读，读完随即销毁。此所以钱坦被逼自杀一事，他能知道得这么详细。

这时不能说破在海轮上如厕的内幕，可是也不难回答。“这都是平时狱中的传闻。”他说，“海行途中，也听好些旅客谈起，说来不假。”

刘锡彤指使陈湖，逼迫钱宝生作伪证的情节，大致是弄清楚了，但动机却犹不明。翁曾桂与刚毅都认为这一点亦须澄清，才能明了整个错误铸成的由来。

这一次是由刚毅发问，他的语气一向锋利得近乎鲁莽，开口便问：“杨乃武，你可是跟县官的大儿子有争风吃醋的情事？”

这一问很厉害，杨乃武心想，说了实话，多生枝节；不说实话，显得心虚，使问官误会他说的真话亦不实在，关系不浅，因而迟疑未答。

“说啊！”刚毅咄咄逼人地追问。

杨乃武一急之下，逼出一个计较，不全真也不全假，只说一半。“是有的！”他这样回答，“这也是乃武不自检点，以致跟刘大少爷结了怨。如今刘大少爷已经不幸遇难，我不能批评他什么。再说死无对证的事，老爷们也不能听我的片面之词。总之，刘大少爷结怨之事，与本案无关，求老爷不要再问了。”

这番话答得很得体，犯人既已声明与本案无关，刚毅自不便再问，“那么，”他问到刘锡彤，“如说县官是陷害你，总有个原因。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乃武不敢凭空揣测。”

“好！那么我问你答。”刚毅问道，“可有索诈的情事？”

“至乃武入狱为止，并无其事。”

“以后呢？有没有问你家里要过钱？”

“乃武亦不知道。”

“莫非你家里的人，没有告诉过你？”

“乃武没有见过家人，只起解的时候，遥遥相望而已。”

这是假话，但无可驳诘。刚毅心想，既非索贿，自是报复，便又问道：“说你在余杭县很不安分，常常包揽诉讼，可有其事？”

“包揽诉讼的是陈湖。”

“莫非你就没有替人写过状子？”

“那是有的。”杨乃武说，“只限于替人写状子，从未走动衙门，说合官司。”

这就是了！只写状子，不走衙门，当然是跟刘锡彤硬碰硬地评理论法，这就无怪乎要结怨了。

“我再问你，”刚毅直截了当地说，“你得罪过县官没有？”

“有的，而且不止一次。”

“你倒说来听听。”

“一次，是县官浮收漕粮，乃武纠合同道，上书请命；一次是县官想将文庙的大松树砍下来卖给富人建屋，本县士绅大为不满，亦是委托乃武执笔写了公禀，上呈省里，方得制止。为这两件事，刘大老爷对乃武颇为不满。”

“你怎么知道他对你不满？”

“曾传乃武到县，当面申饬，警告乃武，不得惹是生非，否则要动公事给学官，革了乃武的秀才。”

由这番供证，可以了解到杨乃武亦不是个安分守己、谨饬自持的读书人，他的被祸是有由来的。但也因此之故，问官认为亦不能完全听信他的片面之言，还有许多细节，需要逐一研讯。

“你在狱中自己做了一份亲供，说葛品莲死的那一年八月二十四，有个催粮的差役何春芳，跟葛毕氏调笑，为葛品莲撞见，打了妻子一顿。这话，你是眼见，还是耳闻？”刚毅又问，“你的意思，可是暗指何春芳下手毒杀了葛品莲？”

最后这一问很厉害，也很重要。外间原有传说，毒杀葛品莲是何春芳的主谋，而由桂金下的手，连小白菜都不知道。而杨乃武的亲供，指何春芳与小白菜调笑，为本夫撞见，两者之间，蛛丝马迹，不无关联。

是不是杨乃武确知何春芳有此阴谋，只以事无佐证，只能隐约其词？如今认真追究，能问出一点什么来，说不定案中有案，别成天地，那里面才是真正的真相。

杨乃武是深谙刑名律例的，知道这一问的分量，如果答得不好，很容易别生枝节，等追根究底问清楚，已耽误了好大一段工夫，不但对自己非常不利，也加重了案内无辜人证的讼累，于心何安？

因此，他决定作一个有力的澄清，伏身先磕个头，用请罪的语气说：“请堂上老爷宽恕乃武情非得已。

《会典》载明，非有原来并未问到的情节，不能上控。乃武沉冤压抑，无由上达，不得不捏造这一段情节，不能耸动听闻。八月二十四葛品莲打妻子，是何原因，乃武并不知道；所谓何春芳与葛毕氏调笑一节，既非耳闻，亦非目见，全出于乃武的饰词。”

这一回答，颇出问官的意外，也加深了对杨乃武供词的怀疑，“你的花样很多！”刚毅直抒所感，“案子又这么重大，一定要多问、细问，才能根究真相。你今天的口供，自己仔细看一看，如果笔录不符，当堂声明，准你改正。若是以后再问，口供与今天不符，你可小心着，这里问案也可以动刑的！”

“是，是！乃武不敢。”

于是，等发下口供单，杨乃武伏地细读，要求改动了几处错误，随即画押——这次是规规矩矩地写了自己的名字，不再使用暗藏“屈打成招”四字的花押。

爱仁堂的人证到京了。本来传唤的是钱恺，因为有病在身，无法到案。刘锡彤深恐据实答复会引起误会，加深咎戾。正不知如何处置时，忽然由钱坦的老母钱姚氏出面具呈，自愿随带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进京作证。

明知这样的自告奋勇，对他不利，可是刘锡彤不敢不准，否则就更显得自己不明不公，招来更大的麻烦。当然，钱姚氏不惮此千里长行，是有原因的——杨大姐早就下了功夫，经常到仓前走动，每次去不是食物就是衣料，口口声声“钱干娘”，叫得非常亲热。这样的情分，使得钱姚氏不能不有所报答。

“大小姐，”钱姚氏一直这样称呼杨大姐，“老二有病不能进京，不要紧，我去。”

这是杨大姐求之不得的一句话。但事先难以出口，而等人家说了出来，她却又有顾虑：第一，上了年纪的人，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倘或中途得病，又没有亲人照应，实在可忧。第二，此案上通于天，一旦平反，连巡抚都会处分，所以浙江的官场，颇为紧张；而爱仁堂的人证，关系全案出入，倘或有人不愿钱家出面作证，阻拦不住，下手暗算，钱姚氏的性命不保，亦非意外。

想来想去，不能不劝劝，“干娘，说实话，你老人家肯出面，我家乃武的一条命，就是一半保住了。

不过，千里迢迢，实在放心不下。我看，”她很吃力地说，“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去的好！”

“要去！我自己愿意去的。”钱姚氏的态度很坚决，“我无病无痛，身子健旺得很，路上辛苦还吃得起。再说，我也趁此去逛一逛，活到六十五岁，总算京城里也到过，死也死得过了。何况，我不去，官司不能了。大小姐，你不要拦我，只等我走了，店里要托你照应照应。”

“那当然。”杨大姐想一想答道，“既然干娘这么说，路上一切我来托人照应。”

杨大姐说到做到，从余杭到杭州，一路打点，等巡抚衙门派出一位解送的委员，候补县丞“侯老爷”，更大大地送了一个红包。至于为钱姚氏送行，除了一笔充足的盘缠以外，还派了一名老家人，一个很能干的女仆去服侍。因此，钱姚氏此行，十分风光，就像官宦人家的老太太，到儿子任上去就养似的。

至于爱仁堂的伙计杨小桥同行，一则是为了便于照料“东家”；再则因为当初杨乃武光顾爱仁堂，就由杨小桥接待，曾否买卖砒霜，除去钱坦，便得问他。

“你在爱仁堂多少年了？”翁曾桂问。

“差不多二十年。”杨小桥答说，“我十三岁到爱仁堂学生意，今年三十一岁。”

“那么，你对药性一定很熟悉了？”

“是！普通的药都晓得。”

“你店里卖不卖砒霜？”

“砒霜也是药。”杨小桥答说，“不过有毒的药，不是随便卖的。”

“譬如像砒霜，要怎样的情形才卖呢？”

“要郎中的方子，或者晓得情形，相信得过的才卖。”

“怎么叫‘晓得情形’？”

杨小桥想一想答说：“好比打鱼的，大雪天亦要赤身露体下水。不吃一点点砒霜，身子吃不消。像这种情形，如果不卖砒霜给他，就不对了。”

“还有别的情形没有？”翁曾桂闲闲地补一句，“好像买砒霜回去毒老鼠之类的。”

“那也要看情形，请老板做主。”

“杨乃武是不是到你们店里买过砒霜？”

问到这一句，杨小桥有些紧张，不过他马上记起“老奶奶”——爱仁堂上上下下对钱姚氏的称呼——的告诫：“一字入公门，九牛拨不转”，到了公堂上，说话要小心！慢一点不要紧，想停当了再说，切忌慌忙，忙中有错。因此，他定一定神答道：“我不清楚。”

“浙江来的公事上说，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你接待的，所以送你到京来做人证，你怎么不清楚呢？”

“老爷，是这样的。”杨小桥慢条斯理地答说，“那天杨秀才上门，是我招呼。后来我们东家看杨秀才一表人才，上前搭话，才知道他就是杨秀才，新科举人，请到店堂里吃茶，就没有我的事了。”

“嗯，嗯！”翁曾桂问，“那么，在你手里买了点什么药呢？”

“记得是一包豆寇，一瓶诸葛行军散。”

“你们东家有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

“我没看见。”杨小桥说，“想来不会的。”

“为什么呢？”

“爱仁堂从来不卖砒霜给陌生人的。”

翁曾桂觉得该问的都问到了，细想一遍，还有日期要问：“杨乃武到你们店里买药，是哪一天？”

“记不得了！大概是十月初，天气很热。”

“以后有没有来过？”

“没有。”

“好！你先站在一边。我提杨乃武上来，你不要开口！等我问你，你再说。”

于是铁索锒铛地提上一个人来，杨小桥一看，两只眼就睁大了。越看越困惑，双眼乱眨，便待呼喊，却为翁曾桂摇手止住了。

这是特意试验。因为翁曾桂亦已听说，杨家在爱仁堂很下了功夫，而杨小桥的供词，果然对杨乃武有利，怕是预先串通好的，所以特为提个不相干的重犯来试杨小桥。见此光景，不必多问，便知杨小桥是真的见过杨乃武的，所以翁曾桂挥挥手，命差役仍将原犯带回。

第二次提上堂来的，才是杨乃武的正身。手铐已经除去，神态平常，不像个囚犯。

“杨乃武，”翁曾桂指着杨小桥问，“你认不认识这个人？”

杨乃武定睛一看，不由得皱起了眉头，“面善得很！”他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倒仔细想一想。”

杨乃武攒眉苦思，好久，好久，突然间眉掀目扬，欣快地说：“想起来了，他就是仓前爱仁堂药店的伙计。”

“不错！”翁曾桂吩咐，“杨乃武还押，杨小桥带下去。传钱姚氏上堂。”

照律例，若非万不得已，不传妇女上公堂。如今是钱家老奶奶自告奋勇，挺身作证，情形特殊，所以问官颇为优遇。等白发皤皤的钱姚氏上堂，特为给她一个坐垫。

“你娘家姓姚，夫家姓钱？”翁曾桂问。

“是！”

“钱姚氏，”翁曾桂先作一番开导，“杨乃武的案子，本来是传你儿子来作证的，你儿子有病，你这么大年纪，千里迢迢肯来吃一趟辛苦，实在难得。不过，打官司跟亲戚朋友有啥纠纷去调解是不同的，情面上的话用不着，要讲真人实事，有一句说一句。只要你说的是真话，决不会难为你证人。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翁曾桂的话带着江南的口音，钱姚氏完全听得懂，却故意答说：“有几句听不懂。”

“如果有听不懂的，你马上就问。”翁曾桂看了看案卷说，“你有两个儿子，叫啥名字？”

“一个叫钱坦，一个叫钱恺。”

“钱坦另外有个名字，叫钱宝生？”

“只有一个名字。”钱姚氏答说，“我真不懂，怎么会叫他宝生？”

“你是真话？从没有宝生这个名字？”

“我自己的儿子，怎么不知道！从来没有过。”

“这要具结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具结？”

“我懂。”

于是，翁曾桂命书办即时写好一份“所言是实，若有虚假，甘愿领罪”的“甘结”，念给钱姚氏听了不错，打上手模。办完这道手续，方又再问。

“你儿子钱坦牵涉在杨乃武这件案子里的情形，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好！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形说一说。”翁曾桂又提醒一句，“慢慢说！有一句说一句。想不起，说不全不要紧，不要自己去添枝加叶！”

“我不会，有啥说啥。”钱姚氏一面回忆，一面缓慢地叙述，“那年是同治十二年，冬天。有一天，县衙门里的差人上门，说县大老爷叫我家老大去问话。全家都吓一跳，不知道为啥吃官司。差人倒很客气，说没有啥要紧事，去一去就可以回仓前的。老大一走，我越想越不放心，叫老二进城去打听。”

“你说的老二，就是钱恺。”

“是的。”钱姚氏答说，“到了吃晚饭的辰光，兄弟双双回来了。问起情形，老大才告诉我，说杨秀才在杭州府招供，在我们爱仁堂买的砒霜，毒杀豆腐店姓葛的。老大说没有这回事，县大老爷就劝我家老大承认，又拿出章先生一封信——”

“章先生？”翁曾桂打断她的话，“哪个章先生？”

“章先生是我们仓前有身份的人，在县衙门有差使。名字，”钱姚氏用手指敲敲太阳穴，“人家跟我说过，就是想不起了！”

“是不是叫章抡香？”

“对，对！章抡香，章抡香。”

“章抡香的信上怎么说？”

“章抡香，”刚毅插嘴问说，“是不是写过信给你儿子？”

“我家开药店，章举人是做官的，他怎么会写信来？照我家老大说，县大老爷拿出章举人的一封信，说是劝他承认。我家老大回他一句：不认识章举人。所以才请陈秀才跟我家老大商量，写了一张公事，包我家老大不受牵累。老爷，”钱姚氏说到这里，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老倒想想看，我们做小生意的人，县大老爷这样说好话，又有陈秀才的情面在里头，怎么好不答应？除非，我家这爿爱仁堂不想开了！”

这是她为长子钱坦解释当时不能不作伪证的苦衷，话很实在，情有可原。而且此刻亦无须追究钱坦的责任，所以翁曾桂安慰她说：“这一点，问官都知道。钱坦已经不在世了，就算他做得不对，亦不要紧。

跟你们亲族更不相干，你不必顾虑，只说实话就可以了。”

“钱姚氏，”刚毅一下子又问到关节上头，“你儿子钱坦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问到了她伤心的地方，钱姚氏强忍眼泪答道：“是上吊死的！没法子做人了，只好去寻死路。”

“为什么没法子做人？”

“这话也不是一天了，唉！”钱姚氏叹口气，“从小白菜谋杀亲夫这件案子闹大以后，就常常有人来问我儿子：你到底卖了砒霜给人家没有？我儿子说不出的苦，只有含含糊糊，敷衍过门。到后来大家都说杨秀才是冤枉的，就有人骂过我儿子，你为啥要害杨秀才？其实，我儿子哪里会害人？这不是天大的冤枉！”

“后来呢？”翁曾桂说，“你只讲今年的事好了。”

“今年正月里，陈秀才到爱仁堂来，说这件案子还没有了，要传我儿子上公堂——以前一直传过，我儿子只当没事了，不过心里委屈。哪知弄到头来，还是要去吃官司，心里就很不自在。老爷，苦啊！”钱姚氏突然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自从他们这场官司打到京里以后，我儿子忧忧郁郁，一两年没有开过笑脸。”

这一下，有点问不下去了，翁曾桂恻隐之心大生，特准陪伴她来的人，也就是杨大姐所派的那个丫头，上堂来劝慰，同时退堂暂息，等钱姚氏喝茶休息了好一会儿，悲痛稍杀，方又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