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2 / 2）

不论如何，照段祺瑞的话看来，督军团中很有人想俟机而动，支持复辟，所以先得发动“银弹”攻势，买得他们一个真正的“看客”的身份。如果做得到这一点，讨伐复辟的军事行动，便无后顾之忧。同时，在时间上也就不会拖长，对于百姓是有好处的。

于是，曹汝霖说：“既然如此，这件事要越快越好。可惜督军衙门也挂龙旗了。不然先向省库暂时挪一挪，随时我来想办法归还——”

“督署挂龙旗不要紧！”段祺瑞抢着说道，“曹仲珊已派人来过，表示他已经反正了。”

听得这一说，曹汝霖大为兴奋，“那好极了！”他说，“先请汪厅长来谈一谈。”

他指的是财政厅厅长汪士元。此人籍隶安徽盱眙，前清废科举以前最后一榜，光绪三十年甲辰科的进士，最初也是袁世凯手下的一员“大将”，以后不知是由于恬退，还是知机，不大跟袁世凯接近。不过对北洋军人是很熟悉的，段祺瑞一个电话立刻就把他找了来。

“向叔，”段祺瑞叫着他的别号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为了讨伐复辟，急于要一笔军费，请你在省库中暂挪一挪，润田负责归还。”

“省库一贫如洗，哪里有钱可挪？不过，好得有开滦股票一百万，市价比票面来得高，可以抵借。”

“那好极了！就请你先拿股票借来一用。”

汪士元点点头说：“请总理出张条子，我马上把开滦股票送过来。”

“好、好！”段祺瑞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收据：“讨伐复辟之需，借用直隶财政厅所有开滦煤矿股票一百万元正。”下面署了姓名。

汪士元先不取收据，只说：“我亲自送了来。”

等他一走，段祺瑞问曹汝霖：“你有办法抵借不能？”

“天津日本银行的经理，我都不熟。”曹汝霖问道，“北京我可以去吗？”

段祺瑞懂他的意思，毫不迟疑地答说：“不要紧！我叫陆军部派车在车站接你好了。”

说完，段祺瑞便关照徐树铮亲自去联络。等汪士元将股票送到，北京方面也联络好了。

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找陆军部的周庶务，便是徐树铮告诉他的。曹汝霖不知道范国璋的底细，不能不耍个花腔，防他如果是张勋方面的人，听说他是受段祺瑞之托来跟王士珍有事接头，就不会再注意他的行踪。

摆脱了意外邂逅的范国璋，跟着小周上了汽车，直驶东交民巷。曹汝霖寻思，正金银行受日本政府管理，做这笔押款由于牵涉到讨伐张勋，或许会打电报到东京银行去请示，不但时间会拖延，更须防备走漏消息，误了大事。因此他决定到三菱公司，跟那里的经理秋山昱去通融。

一见了面，曹汝霖道明来意，只说有急用，要拿开滦煤矿股票抵借一笔款子，并不明说是何急用。秋山昱心照不宣，立即同意，照票面额抵押一百万元。当时便签了借约，秋山昱开出一张中国银行的支票。前后不到二十分钟。

在六国饭店吃了饭，曹汝霖连家都不回，搭车赶回天津，当夜将支票交了给段祺瑞，自然满意万分。

第二天上午再到王家，正好李思浩也到了。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的署长，手里有一笔“另款”可以动用。本来由于民国二年袁世凯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大借款，是以盐税作担保，所以特设盐务稽核所，一向由洋人控制盐税收入，以便按期偿还外债。多余的款子，名为“盐余”，照道理可由中国政府支配，但洋人亦把持不放。理由是万一盐税收入不足，便可由“盐余”抵充。因此，“盐余”虽可作为中国政府的政费支出，但必须先经盐税稽核所审核用途，认为必不可少，方准动用。

这时的盐务署长是张弧，籍隶浙江萧山，与李思浩的老家浙江慈溪，都在钱塘江以南，勉强可算小同乡。李思浩是盐务署之下，三个厅之一的场产厅厅长。两人的公私交谊都很好，有事悉心筹划，终于让他们找出一条得以争回部分控制权的路子。

原来从清末以来，各省应解盐税，例有拖欠。所以每年解送的税款，新旧掺搭，即是大部分为新收，小部分为旧欠。他们找洋人交涉，说“盐税担保大借款，是指民国二年以后所收的盐税而言，补缴民国二年以前的旧欠，不在其列。因此监务稽核所对于这部分税款，无权干涉”。

这个理由洋人驳不倒，只好将附在新收中所补缴的旧欠，另外列账，名为“监务另款”，每月亦有数十万元之多，是监务署可以自由支配的。段祺瑞讨伐复辟，需要一百五十万元。整数已有着落，所缺的五十万，要求李思浩筹措。

前一天晚上，彻夜用电话联络，李思浩不负所命，提出“另款”，另外又借了一笔钱，凑足五十万，及时送到。万事齐备，“东风”亦不缺，就只待跟冯玉祥去疏通了。

冯玉祥其时由于徐树铮、傅良佐的排挤，由第十六混成旅旅长调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为了表示消极，在京西三家店附近，天台山上的一座庙中读兵法。得到“龙旗又挂了起来”的消息，他是不甘寂寞，唯恐天下无事的性情，所以立即动身下山，在三家店乘车到西直门，转道丰台。

巧得很，一到丰台，便遇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法官薛笃弼，他是代表全旅官兵，来请冯玉祥回廊坊主持参加讨伐复辟，而实际上是段芝贵的委托。所以到了廊坊，冯玉祥先不下车，径去天津，却不是去会段芝贵，而是去看他的娘舅，做过袁世凯的军政执法处处长，有“屠户”之称的陆建章。

陆建章在袁世凯手下，另成一个系统，与“北洋三杰”的王龙、段虎、冯狗，格格不入。所以徐树铮及段祺瑞的其他亲信，都视陆为“危险分子”，打击冯玉祥亦就是为了裁抑陆建章。现在冯玉祥要跟段祺瑞一起，自然先要去问问“娘舅”的意思。

“这次复辟是段芝泉一手搞出来的把戏。老段自动出京，没有法子再回去，拖出张绍轩这个傻瓜来撵走黎菩萨。他自己再来撵张绍轩。一面盗名、一面得实，算盘打得极精。这件事，你让他自己去搞，只好帮忙，不必认真。”

这意思是暗示冯玉祥见机而作，如果张勋打不倒，亦不妨反过来打段祺瑞。听得“娘舅”如此指点，冯玉祥默喻于心，当即搭车仍回廊坊。

哪知段芝贵连派两名使者，追到廊坊来请冯玉祥，无论如何非到天津去一趟不可。冯玉祥便跟着去了。

到得王郅隆家，段芝贵出迎，“焕章兄”长，“焕章兄”短，非常客气。寒暄了一阵，说：“还有位朋友在这里，不妨见一见。”

这个朋友，正就是擅发段祺瑞的命令，免除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旅长职务的傅良佐。

“焕章老弟，”傅良佐见面先道歉，“上次调差的事，我对不起你。”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段芝贵插嘴，“焕章兄气量宽宏，不会记在心上的。谈眼前的事吧！”

于是谈到请十六混成旅参加军事行动的事，答应加委冯玉祥一个名义。当然，也谈到要补充给养、军费的事，冯玉祥当面不必讨价还价，不过参加虽参加，话却活动。

“我回十六旅，是否还能拿得起来，现在毫无把握。等我回去先和十六旅的弟兄们谈谈，能有多少人跟我，我就带多少人去干。加委的事不必了！空名义不管用，谢谢！谢谢！”

“空名义不管用”，意指要实惠，人多人少，看所发的饷而定。意思是非常明白的。

回到廊坊，十六旅的参谋长邱斌、第一团第三营营长李鸣钟、骑兵营营长张之江、军械官鹿钟麟、军法官薛笃弼都到车站迎接。

十六混成旅的编制很特殊，司令部的重要幕僚，除了参谋长以外，只有参谋一名刘郁芬；军械官、军法官各一名，就是鹿钟麟、薛笃弼。军械官兼办后勤业务，而后勤业务以武器为主，所以用军械官作为代表名词。事实上冯玉祥如有大宗收入，一定用来买军火充实战斗力。军火有各种来源，懂得路子，买的军火不但又便宜又好，而且还有削弱敌人或“友军”实力的作用，真是奥妙无穷，非能干人不能当此差使。

鹿钟麟带兵打仗，不算冯部最好的将领，但办这类带政治性、“外交”性的事务，却很有办法。小段奉老段之命来活动十六旅，暗中“讲盘子”即以鹿钟麟为对手。当时将段祺瑞“补助军费”的数目告诉了冯玉祥，认为满意，决定全力从事。

“李长泰的第八师在马厂，他的队伍比咱们差着一大截。咱们如果有把握，可以不理他，管自己进攻，先进京城。”冯玉祥问道，“一进京，你们大家说，第一件事是干什么？”

有的说先到南河沿张家去活捉张勋，有的说到东交民巷将“蒙尘”的黎大总统先请回来，有的说先搜捕隐匿在民间的辫子兵，最要注意的是收集枪械。

“你们说得都对，这些都是该办的事，不过不是第一件。大家再想，第一件是什么？”

这时候鹿钟麟就聪明了，他站起来说：“既然是讨伐复辟，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彻底消灭帝制余孽，一定要把溥仪撵出紫禁城，才不会有第二个张勋出现。而且清宫财产要收归国有，紫禁城要开放给老百姓，才不会有第二个袁世凯！”

他一说完，冯玉祥将大拇指一跷，“鹿军械官的议论很高。”他说，“大家记住了，进了北京城，第一件事就是以紫禁城为目标，集中必要的兵力，加以占领、封锁，更要注意，不能让清宫当中国家珍贵的财产受到破坏。这个任务，我交给鹿军械官了，到时候如何抽调兵力，组成特别警戒部队交由鹿军械官指挥，请参谋长预先做好书面作业。”

“是！”邱斌当即提出要求，“我建议请鹿军械官参加作业。”

“可以。”冯玉祥又说，“现在第一步工作，是探听敌情。马上派信队长出发。”

信队长叫信忠全，是侦探队长。当时派人打听，张勋的辫子兵已开到廊坊以北的万庄，相距不远。信忠全一面派人哨探，一面偷接了辫子兵的电话，综合两方面的消息，研判敌情是：张勋所部共九个营，先开三营到万庄布置阵地，其余正陆续开拔之中。

“不行！这个情报不管用。”冯玉祥说，“第一，张部九个营，不能全摆在万庄。第二，开到万庄的三个营，实力如何，到底有多少，布置阵地是布置得怎么样了，这些都要打听确实，而且还要快。”

于是邱斌找了骑兵营营长张之江来商量，决定派一名姓易的骑兵排长去实地侦察。这个易排长年纪极轻，不过二十刚刚出头，但勇猛机警，观察力、判断力都很强，奉了军令，只带一支枪、一架望远镜，单骑出阵。十几里路，两个钟头不到，便已去了一个来回，而且有了很具体的情报。

“开到万庄的辫子兵，大概五千人左右，零零落落，不成队形。正架起机关枪在休息。防御工事，尚未开始。”

“这还不揍他个奶奶的！”

冯玉祥用兵，以善于利用机会出名，同时亦得力于他训练认真，部下保持着随时皆能出击的最佳状态。因而“辫帅”出师不利，第一仗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当此时也，段祺瑞正在马厂誓师——马厂在天津西南，津浦路右侧，是运河上的一个码头。由此往东，有一条“马厂减河”直通北洋军阀的发祥地，本名新农的小站。在津浦路未修筑前，小站与马厂同为天津以南水路的要隘。津浦路修成以后，马厂因为可就近截断铁路，军事地位的重要又过于小站，因而派有第八师整师人马扼守。

段祺瑞在未到马厂以前，短短两日之内，已争取到相当有利的条件。第一是黎元洪不理梁鼎芬的游说，拒受“封公”的伪命，走避日本公使馆，发出两道通电：一是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二是请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使得段祺瑞能合法行使讨逆的任务。

第二是徐世昌决定站在段祺瑞这面，在世续电告复辟之后，打了个非常圆滑的复电，开头称贺：“天祚圣清，复正大位，群情欢洽，矧在老臣？”其次表示：“幸祭昌明，亟思展觐。”但最后却是婉言辞拒入京的邀请，托词是“时当炎夏，辄扰病魔”，只好“稍缓时日，再图趋教”，更特别声明：“并非托故，当蒙鉴原。”这又是向反复辟的人表明心迹，他曾“托故”不参加复辟。当然，复辟果真成功，则正好“趋教”，话也很容易转得过来的。

但就眼前而言，即令王士珍被劫持，而既有冯国璋之代行大总统职权，复有徐世昌的消极反对复辟，则段祺瑞对北洋系统，已具有绝大的号召力，所以檄文所至，各省响应，是在意料之中。

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最后一段说：“祺瑞罢休以后，本不敢复问国事，惟念辛亥建设伊始，祺瑞不敏，实从领军诸君子后，共促其成。今已服劳于民国，不忍坐视民国之颠覆分裂而不一援，且亦曾受恩于先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这不但自己站稳了脚步，圆满地解释了“受恩先朝”而又何以反对复辟的原因，而且已为“小朝廷”预留开脱的余地。只是“匪人”包括康有为在内，出诸梁启超的手笔，实在让“圣人”难堪。

檄文发布之日，讨逆军总司令部亦即成立。段祺瑞自任总司令，以梁启超、汤化龙、李长泰、徐树铮为参赞，分别赞襄政治、军事。又以傅良佐、曲同丰为参议。总司令部下设五大处：秘书张志潭、军需曾云霈、交涉刘崇杰、交通叶恭绰、军法丁士源。

到得七月六日，战斗序列亦编成了，段芝贵、曹锟分任东西两路总司令，段祺瑞自领中路，以第八师为主力，李长泰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六混成旅配属东路，冯玉祥被加委为第一梯队司令。

其时上海则有中山先生与海军总长程璧光，西南则有陆荣廷、岑春煊，江浙则有冯国璋、杨善德，纷纷通电讨逆。同时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职务，段祺瑞亦接受委任复职，在天津设立国务院办公处。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声势，足使张勋胆寒。

到得这时候，张勋才知道包办复辟犹如一个人独享一桌盛筵，再好的胃口也是消受不了的，甚至首席也不是他应该坐的。想来想去，唯有请一个人出山，才有维持这个局面的希望，这个人就是徐世昌。

事实上载沣、陈宝琛、世续早都持此一看法，所以张勋上殿一奏，立即获准。但下上谕、派人迎接都嫌不够力量，决定由世续亲自打电话给徐世昌，极力劝驾。

而就在这一天，东西两路都已发动攻势。守万庄的辫子兵，溃不成军，逃回北京，而驻通州的第四混成旅张锡元，驻南苑的陈光远部队，亦早都与段祺瑞、冯玉祥有了联络。因此，不过一天的工夫，十六混成旅宋哲元部及第八师王汝勤，已经占领以种花出名的丰台，直逼京城西南角了。

见此光景，张勋已知必败，唯一的打算是，不至于一败涂地。因此，一面奏请开去内阁议政大臣及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各差缺，一面陈兵天安门、景山、东华门、西华门及他私宅所在的南河沿，摆出不惜玉石俱焚的姿态。

这一来宫里慌了手脚，背着张勋商量，由康有为、梁敦彦去见日本公使林权助，请他出面向段祺瑞说，不必苦苦相逼。林权助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婉言谢绝。

于是仍旧只有寄望于徐世昌，但已不是来请他“辅政”，而是请他来收拾残局，尤其希望清室能继续享受优待条件。

这在徐世昌是“义不容辞”的事，但他只愿为清室“竭力维持”，对张勋一无愿作援手的表示。这就逼得张勋不能不预备掀底牌了。

七月八日那天，他发了一个通电，首言“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东海、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将徐世昌、冯国璋两人亦牵扯在内，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失着。

因为这一来，徐世昌，特别是已经宣布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想帮张勋的忙也帮不上了，不然便有同谋袒护之嫌。因此，冯国璋在发布了褫去张勋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的职务，特任倪嗣冲兼署安徽督军的命令以后，进一步绝了张勋的归路，下令将张勋未经随同入京的部队，改归倪嗣冲节制。

张勋却还在做全师撤回徐州的打算，他在通电中说：“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佐，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暂行经营，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

“王聘老”——王士珍却真有左右为难之苦。他本不赞成复辟，但既为张勋拖下水，当了“议政大臣”，不能不为“皇上”分忧。事实上七名“议政大臣”中，亦只有他跟陈宝琛在身份、地位上够资格与各方周旋。当然，他既不能唱反调，就不能不循从陈宝琛的意见。而陈宝琛因为力赞复辟，当然要图最后挽救之计，与张勋、王士珍商量，寄最后希望于张作霖，拟了一道上谕，授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同时命他“火速带兵进关勤王”。

仿照以前军机处的规制，“议政大臣”在“承旨”以后，本可用钤以军机处银印的“廷寄”，将上谕转知张作霖。但第一，“内阁议政大臣”的印信，尚未铸就；第二，直接颁赐上谕，显得体制隆重。所以陈宝琛用他那笔欧骨颜肉、隽整非凡的书法，亲自写了上谕，让宣统看过，到得要用宝时，发生了问题。

藏在坤宁宫的御玺，一共有二十余枚，各有各的用处。像这些上谕，要用“法天立道之宝”。但印盒的钥匙在“北府”，派人去取，不免费时。一向言行无不中规中矩的陈宝琛，当机立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把印盒的锁头砸开就是！”

于是砸开印盒用了宝，派御前侍卫张海鹏，星夜奔赴奉天“传旨”。哪知他一出城就让陈光远的部队逮住了，当然也搜出了那道命张作霖进关勤王的“密诏”。

“怎么？”陈光远在问知经过以后说，“到现在陈师傅还不肯认输？”

“不是陈师傅不肯认输。”张海鹏为陈宝琛辩护，“是宫里的那些太妃，还不舍得罢手。”

“那好办！吓唬吓唬那些老太太就是了。”

用什么方法去“吓唬”？众议纷纭，莫衷一是。最后有人提议：“南苑不是有飞机？派飞机去扔炸弹，来个‘祸从天上来’，保险把那些老太太吓个半死！”

此计大妙！陈光远决定照办。

于是通知南苑飞行学校，派来一个姓敖的教官。陈光远问他：“能不能派飞机出去扔炸弹？”

“可以。”敖教官说，“不过只有小炸弹，而且扔了也不一定爆炸。”

“能不能把房上的瓦砸碎？”

“那一定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好。原是吓吓人的。”陈光远说，“请你马上派一架飞机进城。”

“是！”敖教官问，“是不是炸南河沿张辫帅公馆？”

“不是！到宫里去轰炸。”

敖教官吓一跳，“宫里？”他问，“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