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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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很快地,徐树铮以段祺瑞的名义,召集了一次督军团的“天津会议”,但出面邀请的,却是直隶督军曹锟与山东督军张怀芝。除了西南及“长江三督”以外,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的主题有二:一是如何化除冯、段之间的隔阂;二是对西南的态度。冯、段之间的纠纷,能任调停之责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世昌,一个是梁士诒。前者不成问题,早有表示,希望冯、段和衷共济。比较麻烦的是梁士诒。

梁士诒的问题是,他还无法公然出现在北京,因为“洪宪祸首”的罪名犹在。所以要他来襄助徐世昌调停化解,先决条件是要撤销通缉令。这一层当然也不难办到。问题是,梁士诒有没有兴趣来做调人?或者说得再明白些,他愿不愿以负责调停冯、段争端,来交换他的撤销通缉?倘或通缉令是撤销了,他却不愿管此闲事,那时又奈之何?

于是徐树铮即时要了个北京的电话,要求叶誉虎到天津来一趟。当晚见了面,说明经过,徐树铮建议:“你不妨马上发一个电报,问问燕孙的意思。”

“不必!”叶誉虎答说,“我可以负责答复,撤销通缉,一见明令,保证他三天之内,就从日本动身回国。”

“那好,咱们马上就进行!”徐树铮说,“请你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当面提出要求,看他如何说法,咱们再商量对策。”

叶誉虎点点头,心里在想,这不应该是求情,要找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理由越光明、越正大,通缉令撤销得越快。

徐树铮已看出他的意思,便即问道:“你在找题目是不是?”

“是啊!有什么好题目?”

徐树铮不假思索地答说:“俄国过激党闹事,不是极好的题目?哈尔滨都已波及,这件事要借助日本的力量,而燕孙这一回游日,颇受朝野重视,一定会谈到共同防俄的问题。如果政府撤销了燕孙的通缉令,岂不是他就更受日本的重视了?必要的时候,亦可代表政府谈判。”

原来俄国此时发生了“十月革命”,但连徐树铮这种对世界局势有了解的人,都还不知道有“共产主义”这么一个名词,所以管“共产党”叫过激党或者过激派。哈尔滨俄国过激党闹事,是政府重视的一件大事,如果梁士诒能对此事有所帮助,撤销通缉,必能获得舆论谅解,冯国璋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这个题目好,这个题目好。”叶誉虎欣然表示,“我明天一回京,就去见冯大总统。”

天津会议的另一议题,是讨论对西南的态度,一致决定,仍以武力对付。出席的督军,连张作霖在内,都答应出兵。当然,军费必须政府负担。

谈到这个问题,便只有徐树铮跟段祺瑞关起门来商量了。段祺瑞只陶醉于武力统一全国,如何进行,全靠徐树铮出一个主意:借参战为名,向日本借钱作战费,这就是武力统一中国的资本。由于正好有个曹汝霖,又正好寺内内阁改变对华政策,因而借款相当顺利。不过,武力统一全国,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眼前虽可应付,日子长了如何支持,犹须从长计议。

“欧战看样子快要结束了。欧战一结束,自然无须参战了。不过,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利用。”徐树铮说,“俄国过激派革命党起事,声势浩大,日本大起戒心。如果能用中日共同防俄这个题目,倒很有一篇文章好作。”

这一说段祺瑞立刻就明白了,要防俄就要整军,要整军就要钱。所以你要我共同防俄,就得先借我钱。这个道理跟参战是一样的。

“你说得也有道理。不过,日本人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先得探明了才好。”

“是!”徐树铮说,“田中义一现在很管事,不妨托梁燕孙就近探一探口气。”

段祺瑞毫不迟疑地答道:“好!就这么办。”

于是徐树铮亲自拟了个极长的电报稿,交叶誉虎用密码发给梁士诒,请他去访田中义一,看看日本是否有此共同防俄的计划。同时试探着问一问,日本政府对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中国政策是否支持。

田中义一是寺内内阁的陆军参谋总长,属于长州阀的后起之秀。日本军人有两大系统:长州陆军,萨摩海军。作为明治维新基础的尊王倒幕运动,山口的长州藩与鹿儿岛的萨摩藩,功劳最大,势力最强,特别受朝廷优遇,因此,这两个藩阀的军人,逐渐发展为陆海军的主流。

长州陆军的总帅是山县有朋。大正元年——也是民国元年,陆军不愿支持海军造舰计划,反强硬要求在朝鲜增加两个师团,与内阁总理西园寺公望相持不下。山县有朋便指使陆相上原勇作,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权,径向刚接位的大正天皇请辞,同时拒绝推荐陆相继任人选,逼垮了内阁。

山县的这一套手法,使得日本社会大为反感,认为军阀的横暴作风,非加以抑止不可。于是立宪国民党的犬养毅与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发起护宪运动,提出“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口号,结果演变成一场暴动。

为山县所支持,从西园寺组阁的桂太郎,因此辞职。但长州阀的势力虽遭挫折,受益的却是一向与长州对立的萨摩阀,元老们推荐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不久爆发了海军贪污事件,山本垮台,由大隈重信接任首相,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党内阁。

大隈内阁,声名狼藉。继袁世凯魂归洹上以后,大隈亦于十月九日在元老、贵族院、在野党的一致攻击之下而垮台。继任者为寺内正毅元帅。长州阀的势力,终于又抬头了。

寺内内阁的陆相大岛健一,不甚管事。军事方面由致力于“在乡军人会”、在陆海军皆具人望的参谋总长田中义一负主要责任。梁士诒跟他是旧识,他亦知道梁士诒在中国交通界是实际上的首脑,在日本当前对华政策中,为必须拉拢的人物,所以在“料亭”中,偎依着艺妓,与梁士诒款款深谈,显得相当诚恳。

原来由大隈到寺内,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方面固然是接受了“二十一条”的教训,看中国民气不可侮;另一方面,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是,俄国内部发生剧烈变化,沙皇既被推翻,日俄四次密约,便都落空了。

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虽败而“不割一寸地,不赔一卢布”,日本实在是“惨胜”。因而改弦易辙,与俄国“化敌为友”,在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订立《日俄密约》,划定南北满界线,派分中国东北的权利,合力排斥第三者侵入。以后在一九一○年、一九一二年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密约,双方伸展势力范围至内外蒙边界,划分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各不侵犯。到得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复有第四次密约。但不久爆发俄国革命,不但这一次密约成为废纸,以前的三次密约,亦将失其法律上的效力。

如果是改朝换代,新政府当然继续承认国际条约上的义务,但日本军部接到驻俄武官荒木贞夫、小畑敏四郎等人的报告,懔然于“布尔什维克”与日本的国体,绝不能相容,必须加紧防备。因此,对俄政策作了日俄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转变:军部希望能利用中国的军队,联合防俄。

这样,就必须在中国军阀中找一个对象,加以扶植。田中在复辟之前,曾作了一次中国大陆南北的旅行,初步目标看中张勋。及至到了徐州一谈,大失所望,张勋根本不能办大事,而且也难以控制。于是目标转向段祺瑞,“马厂起义”,段祺瑞的声望益隆,更坚定了日本军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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