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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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这也是怀才不遇,才弄成他这种诡异的狂态。”项莲生停了一下说,“姐夫,我想回去了。”

原来项莲生是进京会试,不幸落第。许滇生劝他在京读书,等下科入闱,或者像龚定庵一样,捐个内阁中书,有机会能考上军机章京,亦是一条终南捷径。但项莲生考虑下来,觉得还是回杭州最好,因为他的身体一向羸弱,不能没有亲人照料。郎舅感情虽好,到底隔了一层。而且他最近“吐红”,极可能是痨瘵,这个病是没有人不畏而远之的,何必留在京里惹人讨厌。

许滇生却不知道他有此隐衷,依旧极力相劝,项莲生只好唯唯否否地暂且敷衍。正在谈着,太清春翩然出现了。

“侧福晋好!”项莲生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招呼。

“请坐,请坐!”太清春摆一摆手,自己先坐了下来,“莲生兄,前一阵子有人传达你说的一句话,今天要向你印证,只怕错了。”

“是。请问是哪一句?”

“说是‘不做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生既有涯,如何还可以做无益之事,岂非自暴自弃,情理不通?”

“噢,”项莲生答说,“是传错了,不是‘有涯之生’,而是‘有生之涯’。”

“那就对了!不过,上寿百年,亦不过一弹指顷,你怎么说‘有生之涯’?”

“且不说上寿,就‘中寿六十’在我看来也很长了。”项莲生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人生在世,若能有所成就,足以不朽,其他的岁月都是多余的。”

“莲生!”太清春大声说道,“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你太颓唐了。”

“是,是!”项莲生站起来规规矩矩地说道,“敬闻教!”

“恕我说得太直,请坐,请坐!”太清春转脸又说,“六哥,你们是至亲,应该劝劝莲生,要振作。”

“我正在劝呢!”许滇生笑说,“这一回礼闱失意,下回再来,我劝莲生在京里用功,他一定要回去,请你帮我劝一劝。”

“何必回去?”太清春忽然敛眉凝神,静静思索,然后一仰脸说道,“莲生,我想奉屈你来教我的儿女。不知意下如何?”

“谢谢,谢谢——”

“莲生,”太清春不等他说完,抢着又说,“有些旗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无礼至极!贝勒跟我,绝不至此,你请放心。”

“贝勒风雅好古,礼贤下士,侧福晋更是一尊女菩萨,能在府上忝居西席,真是寒士之大幸。不过,侧福晋请看,我骨瘦如柴,难耐烦剧,将来耽误了男女公子的功课,罪孽不浅。而且我经常有病痛,有累居停心烦,更觉不安。”项莲生深深一揖,“侧福晋的好意,我除了感激以外,只有自怨福薄。”

这番话说得异常恳切,太清春不但改变了主意,而且还劝许滇生说:“你就让莲生回杭州吧!”

许滇生深深地点点头,别无表示。因为他从项莲生的话中听出来一些消息,可能真的有病在身,倒要好好问他一问,及早为计。

“刚才过来,远远就听见你们的笑声。”太清春问说,“是谈什么好笑的事?”

“龚定庵来过了。”许滇生笑说,“我们在谈他的妙事。”

“呃,”太清春问道,“先前看到你这里有客,莫非就是他?”

“是的。”许滇生说,“他很佩服你,而且真是你的知音。”

“他怎么说?”

“我很冒昧,把你那四首《戏拟艳体》拿给他看了。”许滇生歉意地说,“他倒看出来了,说你杂用神仙的典故,原是子虚乌有之事!”

太清春先有些不悦,因为这种笔墨,拿给陌生人看,极可能会误会其中有何本事在内。及至听说龚定庵看出她是故弄狡猾,真个是凭空“戏拟”,又深感安慰,怕人误解的疑虑一扫而空,觉得这种“艳体”就流传出去,亦无大碍。

“他到太平湖来过两三回,贝勒也在我面前提过,可是缘悭一面。”太清春说,“丁香花快开了,几时我让贝勒出面,请你们来饮酒赏花。六哥,你一定把龚定庵约来。”

“有此雅集,他一定会来的。”

其时丫头来请太清春,说是开饭了,并又请示:“舅少爷的饭开在哪里?”

“不,不!”项莲生说,“我不在你们这里吃饭。”他向太清春说:“侧福晋请吧!”

等太清春一走,许滇生问道:“莲生,每一回你都不肯在这里吃饭,老太太已经在问了,是不是有什么顾忌?”

项莲生沉吟了一会儿,觉得在至亲面前,不必讳疾,便即答说:“我痰中有血,怕得了病传染开来。”

许滇生大吃一惊。“你请医生看了没有呢?”他说,“这个病越早治越好。”

“没有请教医生,自己看看医书,静静调养,自然会好的。”

“你不要这么大意。”许滇生说,“你明天就搬过来——”

“不!”项莲生说,“我不但不必搬,而且你也不必告诉姐妹,老太太面前更是只字不能提。我归心如箭,只要一上了路,心情一宽,病马上好了一半。而且转眼就是六月,盛暑行路,一大苦事,早早动身为妙。”

说着,随手捡起一本《时宪书》来看。“这十天都是宜于长行的好日子,我今天来就是跟你商量这件事,你得凑一百两银子给我。”

“一百两银子现成。不过,今年皇太后六旬万寿开恩科,你是不是在京养好了病,等到明年春闱?否则,年尾年头北上,又多一番跋涉。”

“明年春闱,我亦不见得北上。”项莲生说,“如果老惦念着功名,而且总要用用功,病只会加重,不会减轻。”

许滇生考虑了一会儿说道:“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早作归计亦不坏。”

“既然盘缠现成,我就早点走。”项莲生说,“会馆里有几个朋友,要就大挑;没有挑上的,马上就会出京,我跟他们合雇一条船好了。”

“好!就这么定了。明天我把银子送过去。你先看看你姐姐,也见一见老太太。”

“有侧福晋在,我就不进去了。反正还要来辞行,今天请姐夫代我在老太太面前请安。”

项莲生南归,太清春送了二百两银子的程仪。丁香花开作雅集,亦归于罢论。但跟龚定庵,终于还是识面了。

识面的媒介是一幅画。有个白云观的道士叫黄云谷,善画人物,是奕绘府中的清客之一。上年——道光十四年,太清春三十六岁,偶作道家装束,为黄云谷所见,画了一幅道装相赠,旗下贵妇好留长指甲,黄云谷将它写入画中,便宛然成了麻姑的模样,太清春很喜欢这幅像,题了一首七绝:

双峰丫髻道家装,回首云山去路长。

莫道神仙颜可驻,麻姑两鬓已成霜。

奕绘当然也有笔墨在上面,题得一首《江城子》。这个调子的变格最多,自五十四至九十三字共有七体,奕绘填的这一首是:

全真装束古衣冠,结双鬟,金耳环。耐可凌虚归去,洞中天。游遍洞天三十六,九万里,阆风寒。 荣华儿女眼前欢,暂相宽,无百年。不及芒鞋踏破万山巅,野鹤闲云无挂碍,生与死,不相干。

这幅画因为收藏不慎,有破损之处,奕绘便请黄云谷就原画修补。龚定庵跟黄云谷也是朋友,在他那里看到这幅画,观赏了好一会儿,有些技痒,但画主并未请题,何可冒昧?恰好黄云谷应太清春之请,为她画了一幅董双成的像,请龚定庵题词,至是欣然应命,填了一首长调:

云英嫁了,弄玉归来,向楼琼翠户,虚无万叠,试问取、金阙西厢何处?容华绝代,是王母、前头人数。看紫衣仙佩非耶,汉殿夜凉归去。

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声,记否亲遇?霞宫侍宴,浑忘了、听水听风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间儿女聪明,倒写成双名字。

这首词的调子名为《瑶华》。真如龚定庵说太清春的那四首《戏拟艳体》杂用神仙故事,而写董双成则兼用两种传说。

照《汉武帝内传》记载,董双成是他的侍女,但公认的传说是,董双成为西王母的侍女,所以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王母指孝庄太后,双成切“董”指董小宛,那时的她,是“长信宫中、三千第一”的慈宁宫女侍。另一个传说,在龚定庵特感亲切,因为董双成是杭州人,《浙江通志》中对她有相当详细的介绍。

据说董双成生在周朝,故居在杭州西湖妙庭观,丹成得道,在万众瞩目之下,吹玉笙,驾白鹤,冉冉升入云端,成了执事瑶池的侍女,杭州有一座位于吴山之下的“望仙桥”,就是当时目送董双成仙去之地。到了南宋绍兴初年,有个名叫董行元的道士,从土中掘出来一块铜牌,上镌二十字:“我有蟠桃树,千年一度生。是谁来窃去?须问董双成。”有这么一件“异事”,董双成故事便流传得益广了。

龚定庵的这首词,前半阕描写董双成仙去,假设云英已嫁裴航,弄玉则随萧史住在凤台,因而西王母召董双成来侍候,“向楼琼翠户”之句,写董双成初至仙阙,处处陌生,连容华绝代的西王母,亦只能猜想,是不是前面“紫衣仙佩”的那位。紧接一句“汉殿夜凉归去”,径起探问仙宫情形的下半阕。

要问的是,董双成记不记得曾亲见唐朝天宝初年,方士罗公远导玄宗游月宫,来听《霓裳羽衣曲》?这亦是假设董双成原为月宫仙女,但“霞宫侍宴,浑忘了、听水听风前度”,即是说她从入侍瑶池以后,已记不得《霓裳羽衣曲》了。“听水听风”的故事,出自后蜀王建的诗:“弟子歌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宋朝欧阳修作诗话,竟不知“听风听水”是说的什么。后来有个蔡絛亦作诗话,解释这个典故,出于唐人所作的《西域记》。唐朝的燕乐以龟兹国为最有名,因为此国的国王与他的臣子,常到深山中去听风声水声,以其音谱入乐曲,王建认为这就是《霓裳羽衣曲》的由来。龚定庵加“前度”二字与“浑忘了”呼应,而结论用“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诗意,以为成仙虽好,孤凄难耐,“也只合其中小住”,毕竟人间“成双”作对的好。

词意实在很轻佻,但含蓄不露,为常人所不解。太清春自然是解,觉得虽像她的《戏拟艳体》一般,亦有假设的故事在内,但通体流转,没有说不通的地方。尤其是一开头“云英嫁了,弄玉归来”,与结尾的“倒写成双名字”呼应,拉云英弄玉,来为他的“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到头来仙女亦必思凡的看法作证,真是妙到颠毫。

因此,她坦率地向奕绘表示,爱龚定庵之才,很想跟他见见面。奕绘原有此意,自然乐为之安排,但有件事却不能不声明在先。

“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脾气?”

“听说此君是个狂士。”

“亦不止于狂,有时说话行事,不合情理。”奕绘说道,“他会试的房师叫王植,是个翰林,闱中看到一本卷子,觉得议论很怪,大笑不止。隔房也是个翰林叫温葆琛,把卷子要过来看了一遍,跟王植说:‘这本卷子一定是龚定庵的,生性好骂人,如果不荐,骂得你更厉害,不如荐他吧!’”

“荐了没有呢?”

“荐了,也取了。哪知道人家问起龚定庵,房师是谁?龚定庵竟是这样子回答:‘实在稀奇!居然是无名小卒王植。’王植就怪温葆琛,不荐会挨骂,荐了还是挨骂,岂不冤哉枉也!”奕绘接着又说,“我倒是早想替你引见了,只怕见了面,他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大煞风景,那又何必?”

“请你放心好了!是我自己要见他的,我绝不会像王植怪温葆琛那样怪你。而且,我自信龚定庵亦不会骂我。”

“那好!我马上写信告诉他。”

奕绘亲笔所作的短简,颇为客气,他称太清春为“内子”,说是“久慕高才,顾闻教益”,约他第二天下午“茗话”。

这在龚定庵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立刻复信,“准时趋谒”。第二天下了衙门,约莫未正时分,坐车到了太平湖,一投名刺,立即延见。

这座府第最早是克勤郡王岳托第二子,贝勒喀尔楚浑的赐第,在皇城西南阳角楼下,地点虽比较偏僻,但以内外护城河水,都绕经此处而汇成太平湖,奉准引水入园,非常方便,所以府中名为“西园”的花园,因势乘便,曲折高下,随心所欲,盖得非常讲究,在顺治年间,是座名园,有两句四六,将此地比为唐朝的“南内”及曲江,道是:“平流十顷,地疑兴庆之宫;高柳数章,人误曲江之苑。”

款客之地在西园的抚松草堂,五楹精轩,面对长松。奕绘穿一件蓝绸夹袋,戴一顶红绒结顶的青缎小帽,生得长大白皙,意态悠闲,是不折不扣的贵公子风貌;太清春穿的是旗袍,但梳的却是汉妆的堕马髻,发黑如漆,手白如玉,肤光照人,看不出是七子之母。

龚定庵是讲礼法的人,虽不中绳墨,但此时亦不敢作刘桢之平视,高拱一揖,低着头说道:“久闻侧福晋词名与纳兰侍卫可以相提并论,今天能够拜见,龚某之幸。”

“定庵先生过奖了!请坐,请坐。”

奕绘也摆一摆手,自己先在方桌的西面坐了下来,将东面的客位留给龚定庵。太清春打横相陪,执行主妇的职司,从侍儿手中接过点心,用一双象牙镶金筷子,一一夹到主客二人面前的碟中。宗人府照宫中的规矩,午前十点钟中膳,龚定庵此时腹中空虚,所以那些点心,太清春夹一样,他吃一样,性喜甜食,对玫瑰枣泥奶卷,尤为爱好,太清春便将那盘奶卷放在他面前,殷殷相劝。

吃得一饱,慢慢啜茗时,宾主才专心一致倾谈。太清春提到龚定庵题董双成像的那首词说:“只知道定庵先生的诗名满海内,没有想到词也填得这么好。”

“这犹之乎都知道侧福晋的词是大名家,没有想到诗也作得这么出色。”

“你看,”奕绘手指龚定庵,笑着向太清春说道,“定庵就是这样子辩才无碍。”然后又正色地说:“不过,这样针锋相对,有时候也容易得罪人。”

这是规劝的话,龚定庵心感其意,但不想作任何辩解,太清春更不便对这一点表示任何意见,另拈一个话题,谈到当时艺坛的名流,这一下,又将龚定庵的话匣子打开了。

“如今真是风流消歇,就谈画吧,乾隆年间,先有‘画中十哲’,后有‘十六画人’,都曾见诸诗篇。”龚定庵又说,“当时国家全盛,士大夫奉公之暇,以艺事自娱。纯庙好风雅而又精于鉴赏,所以大学士蒋文肃父子、我们浙江富阳董家父子,都以高官而驰骋艺坛。如今,唉!”他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蒋文肃父子指蒋廷锡及蒋溥,并皆拜相;浙江富阳董家父子是礼部尚书董邦达及他的儿子,在嘉庆朝拜相、外号“董太师”的董诰,都擅画名,且都受知于高宗纯皇帝。不过奕绘觉得龚定庵的牢骚稍嫌过分,指出一个人,亦以画为当今皇帝所欣赏,而屡得优差。这个人便是龚定庵的同乡,戴熙,字醇士,以翰林而放广东主考,便是因为在南书房作画,为“今上”所见,大为赞赏之故。

“论画,道光不及嘉庆,嘉庆不及乾隆,这应该是定论。”太清春在龚定庵与奕绘之间,作了持平之论,又说,“画虽如此,书家可不比前朝逊色。尤其是谈笔法,包世臣、吴熙载师弟,真了不起。”

一谈到书法,龚定庵的牢骚,顿时撑胸拄腹。初见太清春,不便再发狂言,连他的《干禄新书》都不提。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道,“有个善琵琶的俞秋圃,你见过没有?”

“见过。”龚定庵答说,“我送过他一首诗。”

“噢,”太清春兴味盎然地问,“可能见示?”

“是。”龚定庵说,“他有本册子,上面都是名公巨卿的赠诗。他跟我说,如果我送他诗,请我用梅村体。我很少作这路诗,不过还是答应他了。”

“那就非拜读不可了。”太清春又说,“想来一定可以媲美《楚两生歌》。”

《楚两生歌》是吴梅村咏柳敬亭、苏昆生的长篇。龚定庵不肯说自己的长歌不及吴梅村,只说:“时逢盛世,俞秋圃没有《楚两生歌》为左良玉门客的遭遇,我的诗无可铺叙,无法作得出色。”

“过谦,过谦。”太清春便唤侍女,“伺候笔砚。”

龚定庵心想,若得太清春为他录诗,这倒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因而说道:“我的字丑,通国皆知,我念吧!”

“好!”太清春欣然答说,“我权且当一回誊录生。”

等侍儿在临窗设下一张半桌,安好了笔砚,太清春坐下来,取一张月白暗花素笺,持笔在手,龚定庵念道:

“秋堂夜月环弯碧,主人无聊召羁客。幽斟浅酌不能豪,无复年时醉颜色。主人有恨恨重重,不是诸宾噱不工。羁客由来艺英绝,当筵跃出气如虹。”

念到此告一段落。太清春一面抄录,一面说道:“由诸宾来衬托羁客,再加‘气如虹’三字。”

龚定庵不作声,等她写完又念:

“我疑慕生来拨箭,又疑王郎舞双剑。曲终却是琵琶声,一代官商创生面。”

太清春插嘴问道:“原来慕生拨箭,王郎舞剑,是形容琵琶声,倒真是别开生面。定庵先生,慕生、王郎是何典?”

“无典,不过有本事,都是当年酒徒的狂态。”

“是了,请再往下念。”

于是龚定庵高声念道:

“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座中亦复无知者,谁是乾隆全盛人?君言请读乾隆诗,昔年逸事吾能知。江南花月娇良夜,海内文章盛大师。弇山罗绮高无价,仓山楼阁明如画。范阁碑书夜上天,江园箫鼓春迎驾。”

欢叙未终,突然听差来报,惇亲王的福晋来了。惇亲王是当今皇帝的胞弟——仁宗三子,长子早死,次子便是“今上”,第三子绵恺,嘉庆二十四年封惇郡王,道光元年,晋封亲王。他是皇太后钮祜禄氏所出。这位皇帝的继母,当仁宗驾崩热河时,以社稷为重,大公无私,所以深受皇帝尊敬,连带使得惇亲王亦蒙青眼。偏偏皇帝很讲究小节,而惇亲王赋性粗率,不甚讲礼法,他的福晋亦颇骄恣,这双夫妇,每每使得皇帝处于极尴尬的境地。道光三年,惇亲王奉旨在内廷行走,他的福晋入宫向太后问安,坐轿径入神武门,惇亲王退出内廷,罚俸五年。太后不便为他说情,只道想念“三阿哥”,由皇帝陪侍着幸惇亲王府,太后面责他的不是,皇帝过意不去,仍命在内廷行走,不过皇帝很小气,罚俸一节并未恩免,只减罚两年。

到了道光七年,惇亲王又犯过了,这回是庇护获罪的太监,因而降为郡王,但第二年复为亲王,只面谕“加意检束”。

前年——道光十三年四月,皇后修佳氏崩,内阁会议丧礼,惇亲王引《尚书》中“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的话,主张丧礼应该隆重。却不知《尚书·舜典》的原文是:“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议皇后丧礼而用这两句话,显然引喻失当,因而又奉旨退出内廷,罚俸十年。

惇亲王福晋跟奕绘的太福晋很谈得来,常有往还。奕绘与太清春听说她来了,自然要赶了去请安伺候。龚定庵熟悉旗人的礼节,所以即令主人并未现于辞色,他也很知趣地立即起身告辞。

“定庵,我不留你了。”奕绘略停一停说道,“你以后可以常来,内人很爱才的。”

这虽是间接的传叙,但在龚定庵已有刻骨铭心之感,太清春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只要一想到,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接下来便连绵不断地幻想,在《道藏》、笔记、诗词中所识得的女仙,一个个都可以归结到太清春身上。

迷离惝恍中,他写了一首词,调名《忆瑶姬》。收在《道藏》中的《集仙传》说:西王母的第二十三女,名为瑶姬。又有一部《襄阳耆旧传》中说:赤帝之女名瑶姬,亦就是楚怀王梦见的高唐神女。但龚定庵所忆的瑶姬却是嫦娥:

唳鹤吟鸾,悄千门万户,夜色尘寰。玉京宫殿好,报九霄仙佩,不下云軿。今生小谪,知是何年?消尽涷琼颜,料素娥今夕无人问,裙袂生寒。 便万古只对晶盘,敛庄严宝相,氐坐婵媛。纵无沦落恨,恨玉笙吹彻,彻骨难眠。双成问讯,青女凭肩。瑶华筵宴罢,长风起,吹堕奇愁到世间。

“这是个什么字?”吉云指着“涷”字问。

“与‘练’相通,亦通‘炼’。练者白也。”

“‘涷琼颜’,造语生硬。又弄些怪字,就更难懂了。什么叫‘氐坐’?”

“氐是根柢之柢,‘氐坐’就是着地而坐。”

“费解。”吉云不以为然,“你的词意不过是写‘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那还不如用‘独坐’,比较显豁。”

“这倒是一字师。”龚定庵从善如流,随即提笔改正。

吉云将这首词又吟哦了几遍,突然问道:“这‘今生小谪,知是何年?’怎么解释?”

“噢,”龚定庵想了一下说,“嫦娥能够奔月,可知原是仙人;当初嫁后羿,自然是小谪人间。”

“这么解很牵强。嫦娥能够奔月,是因为服了西王母的不死药。看你的词意,似像是希望嫦娥小谪。”

这话恰恰说中龚定庵的本意,不过,他是绝不肯承认的,强辩着说:“这就是词的空灵,‘横看成岭侧成峰’,无所不可。”

“那么这一句呢?”吉云问道,“‘纵无沦落恨’,我不懂空灵在何处?”

这一句确是大毛病,龚定庵在下笔时便觉得不妥,因为原是用白居易的诗意“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接下来用宋词“小楼吹彻玉笙寒”来形容广寒宫之寒,固然不错,但“彻骨难眠”亦有独宿凄凉的意味在内,这样再回头看上句“同是天涯沦落人”便是同病相怜,而结句“吹堕奇愁到世间”,到底世间何人奇愁,就颇费猜疑了。

这原是龚定庵片面默恋太清春的隐衷,一着痕迹,便落下乘,而且亦会惹出不小的风波。幸而吉云一无所知,她亦无从猜想得到,不如承认她说得对,即时改正为妙。

于是他说:“这一句确是不好,咏嫦娥用‘沦落’二字,似乎不伦。”他索性请教:“吉云,你看应该怎么改?”

“你一开头用‘唳鹤’就是写别恨离愁,那就应该在这四个字上着意描写。”

龚定庵略想一想欣然说道:“高明、高明,等我改好了再请你指点。”

“言重、言重。”吉云得意地笑着,姗姗而去。

于是龚定庵静下心来,细细推敲。“夜色尘寰”便是“尘寰夜色”,到底如何没有说出个究竟来,便将“色”改为“静”。

“玉京宫殿好”的“好”,也很不妥,月宫中“千门万户”,毕竟只是想象,谁曾见过?着一“好”字,倒像曾经亲临其地。若有人问,“千门万户”是怎么个“好”法?便无词以对了。如果改个“杳”字,便无语病。

下半阕的起句,亦有毛病。李商隐的《碧城》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唐人注“晓珠”说是太阳的别名,而月的别名是水晶盘。咏嫦娥改“一生”为“万古”,语意固甚明确,瑕疵是在“便”与“只”上,“便万古只对晶盘”,显然有不足之意,仿佛在劝嫦娥:“就算万古千秋,长生不老,也只是跟一丸冷月做伴,不如小谪人间,看她聪明儿女,‘倒写成双名字’。”岂非意存挑逗?这是非改不可的。

琢磨了半天,还是要肯定李商隐的诗意,改为“定万古长对晶盘”。嫦娥虽悔偷灵药,但既入月宫,亦只好忍受凄清寂寞——既入侯门,便当安分守己做贵妇人。至于结句上的“奇愁”,改成“离愁”,则别有人在的痕迹,也就可以抹掉了。

词是改好了,却不愿示人。他也曾想到过,找一个什么间接的途径,转达给太清春。但这条途径很难找,安排不当,会惹起极大的风波,想起他的同乡,以袁子才第二自居的陈云伯,假太清春之名招摇,为她痛斥的情形,更具戒心。

但他没有想到,太清春会请奕绘向他索取词稿。他刻过四部词稿,第一部叫《无著词》,又名《红禅词》,第二部叫《怀人馆词》,第三部叫《影事词》,第四部叫《小奢摩词》。《影事词》只选了六首,是记他跟燕红的一段情缘;《无著词》中多绮语,都不宜公诸闺阁。看来只有《怀人馆词》《小奢摩词》两集,可以相赠。

但仔细检阅,仍有许多不妥之处,觉得只有挑选几首,另外抄送。转到这个念头,立即便又想到,那首《忆瑶姬》,正好夹带在内。

于是他逐首细看,一共挑了十首,命他的已经二十岁的长子孝琪,用正楷抄好,亲自送到太平湖,但未请见主人,只是将词稿交门上送到上房。

到得第二天下值,只见书房里有封信,一笔娟秀的小楷,一望而知是太清春的笔迹。果然,吉云告诉他说:“绘贝勒的侧福晋派了人来,说你如果有空,请到她那里谈谈。她还送了我一份礼,我不知道怎么谢她。”

礼物一共四色,不过衣料、宫花、脂粉之类,寻常闺阁馈赠之物。龚定庵便说:“这也不必立刻就要回赠,几时你去看看她,当面道谢好了。”

“那么,你先替我致意。”

龚定庵照她的话,见了太清春。首先代吉云致谢,但却未说要去看她的话。

“我是看到你这首词,才想到了尊夫人。那位王小姐,我也见过。”

这首词调寄《洞仙歌》,前面有一段序:

青阳尚书有女公子与内子友善,贻内子漳兰一盆,密叶怒花。俄女公子仙去,兰亦死,弃盆灶间三年矣。今年夏,灶人来告兰复生,数之得十有四箭,徙还书斋,赋此记异。则乙未六月十九日也。

“青阳尚书”指兵部尚书王宗诚,他是安徽青阳人,乾隆五十五年的探花,曾经当过上书房的师傅,也教过奕绘。以此渊源,太清春也见过王小姐,所以读龚定庵的这首词,特感亲切,这首词是:

香车枉顾,记临风一面,赠与瑯玕簇如箭。奈西风信早,北地寒多,埋没了,弹指芳华如电。 琴边空想像,陈迹难寻,谁料焦桐有人荐?甘受灶丁怜,紫玉无言,惭愧煞、主人相见。只未必香魂夜归来,诉月下重逢,三生清怨。

“写花亦写人。”太清春说,“花枯能复活,人死不能复生。不过‘谁料焦桐有人荐,甘受灶丁怜,紫玉无言,惭愧煞、主人相见’,这一片惘惘不甘之情,似乎别有寄托?”

龚定庵不肯承认,这样答说:“我只是觉得委屈了那盆漳兰。”

“定庵先生,”太清春忽然问道,“今年贵庚?”

“四十四。”

“已入中年,还是浮沉郎署。定庵先生,我只替你委屈。”

一语道破了龚定庵的心事,顿觉眼眶发热,感激知己,真想痛痛快快哭一场。

“无怪你常常向往乾隆盛世。”太清春又说,“如果生逢高宗纯皇帝,这盆只受灶丁怜的漳兰,一定有‘徙还书斋’之日。”

龚定庵原有以兰自况之意,为太清春明明白白说了出来,反倒不便承认了。只说得一句:“侧福晋看词看得真细。”

太清春笑一笑说:“读你的词,不能不多下点功夫。”她又问道:“这首《忆瑶姬》呢?似乎此中有人?是谁?”

“‘事如春梦了无痕’。”龚定庵答说,“记不得了。”

他不肯说,她亦不便再问。话题转到江南的才女,自然而然地提起归佩珊,太清春遗憾未曾识面。这使得龚定庵想起阿青,却不便冒昧相问,反倒是太清春自己提了起来。

“定庵先生,我有句话久已想请问你了,你是不是在归家见过舍妹?”

“啊!”龚定庵装作恍然有悟,“原来那位小名阿青的小姐,是令妹?”

“是的。舍妹霞仙,小名阿青。”

“那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龚定庵问道,“霞仙小姐想来早已出阁了?”

“是的。”太清春说,“她住在香山。等她哪天进城,我请你来话旧。”

“是,是。”

这一来,彼此都觉得距离拉近了,谈话亦就更无拘束。最后太清春问到,龚定庵有没有需要奕绘帮忙的事。她说:“定庵先生,你不必客气,外子很敬重读书人,尤其像你这样大才槃槃,他能够略效绵薄,在他是件很高兴的事。”

“多谢贤伉俪关怀,等有要请贝勒提携的时候,一定腼颜奉求。”龚定庵觉得到了告辞的时候,起身说道,“今天得蒙侧福晋指点,实在荣幸,改日再来领教。”

“是的。随时请过来。有新作亦千万别忘了让我拜读。”

话虽如此,到底不便无缘无故去拜访侯门贵妇。这样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有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原来龚定庵于学问无所不窥,但兴趣不定,这半年中忽发愿心,要查勘佛书——龚定庵学佛,与他人不同。佛教传入中土,至少有八宗之多,而且亦颇有门户之见,但对势力最大的“禅宗”,都承认它的“顿悟”之说,只要有慧根,不识字亦可立地成佛。但龚定庵提起禅宗,便致讥讪,说是“不识字的贼秃,哄人的玩意”。至于他所信奉的,由于他自觉是天台山国清寺的老僧转世,当然尊崇“天台宗”。

此宗的开山祖师,原是六朝荆州陈家子,俗名德安,法号智顗,他在湘州果愿寺出家,后来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当住持,陈后主尊之为国师。入隋为炀帝所尊礼,赐号“智者大师”,又号“天台大师”。

天台宗所讲的是一部《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为梁武帝时,西域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所译。这部经说理高妙,东土称之为“诸经之王”,除了天台宗以外,华严宗、法相宗亦遵奉《法华经》,初为七卷,后来重定为八卷,共二十八品。龚定庵认为不尽允当,重新整理,另编目次,删除七品,存二十一品。此外又将华严宗、法相宗的高僧,如湛然、帝心诸大师的著作,细心查正,辑成一部《支那古德遗书》。

这是一番大功德。在这半年之中,龚定庵散衙门回家,便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他的书房几已变成佛堂,正中高悬一方匾额,是请他的同乡书家所写,题名“观不思议境”,两旁悬一副对联:“智周万物而无所思,言满天下而未尝议。”正中供一尊檀香所雕的智者大师像。龚定庵每天盥手焚香之后,便在这尊香像之下,校辑《支那古德遗书》。

到得功德圆满,已是第二年的暮春天气,暖香丽日,中人欲醉。龚定庵突然想到太清春,霎时间绮思满怀,风起云涌,正应了一句唐诗:“恼乱苏州刺史肠。”

他用什么办法,都不能将他那颗渴望一见太清春的心平复下来。一个人驴磨蚁旋地彷徨了好一会儿,终于决定到太平湖去走一遭。

于是他想好一个借口,策马进城,进了宣武门,沿着西城根,过象房桥,再西面便是户部的草厂,地名叫官草场,垂杨飘拂的太平湖已经在望了。

到府下马,向门上投帖,同时递上一个极大的封袋,封面大书“芜文六篇,敬以写呈明善堂主人”,下面自署“自珍顿首”。原来有一回奕绘跟他表示,太清春已多方搜集他的诗词来读,可惜只听说他的古文雄奇郁厚,与魏默深齐名,却未寓目,希望一睹为快。因此,龚定庵命他的长子抄录了几篇,只为一直耽于佛学,几乎忘掉有这回事,这天正好拿来作为闺阁的敲门砖。

果然,奕绘在花厅中接见时,首先就说:“大作已经转给内子了。她很高兴,回头或许还要跟你请教。”

“不敢,不敢。”接着龚定庵谈了两件有关整顿宗学的建议,请示办法——其实,这些建议的处置,都有例案可循,“请示”不过用来作为求见的借口而已。

正在谈着,一名青衣侍儿来向奕绘禀报:“请爷陪龚老爷到修楔亭喝茶,侧福晋在那儿等。”

修楔亭一半筑在水中,形似水榭。此时轩窗洞开,高柳荫覆,水面上落红片片,不时听得“噗喇”一声,鱼儿跃出水面,龚定庵不由得赞一句:“真好个修楔的所在!”

“是吗?”立即有人应声。

龚定庵闻声大喜,整顿全神迎候着,只见冉冉而来的太清春,正如她自己所题的“双峰丫髻道家装”,着的是蓝绸子的“海青”,腻发如云,盘成两个高耸的丫髻,手中所持的,便是龚定庵用来贮文稿的大封袋。

当然,龚定庵不便正面多看,一揖以后,微垂着眼说:“侧福晋一向好!”

“托福。”太清春摆一摆手,“请坐,总有半年不见了吧?”

“是的。半年多了。”

“上个月听滇生说,定庵先生专心著述,足不出户,不知是什么大著作?”

“只是把天台、法相、华严诸宗高僧的文字,略加整理而已。”

“这是大功德,可敬、可敬!”太清春看着奕绘说,“能者无所不能。”

奕绘点点头问:“定庵的这六篇大作,你看了没有?”

“还只拜读了两篇。”太清春问道,“定庵先生,你那篇《病梅馆记》,想来是有感而发?”

她不等龚定庵答话,便转脸为奕绘介绍原文。这篇记只得三百字,大意是说:江宁的龙蟠、苏州的邓尉、杭州的孤山,都以梅著称。有人说,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斜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自然这是文人画士,心里有这样的意思,却不便公然定出这样一种规格,来判别天下之梅,更无法要求种梅的花农,砍去直条,删除密枝,因为那一来梅树会死,不死亦成病梅,影响收益。而且种梅的花农,亦没有这种眼光,来使得梅树符合曲、斜、疏的三个要求。

不过有人以文人画士心目中的想法,明告花农,砍除正枝,删削密处,除去直干,以致旁条斜出,蓓蕾尽夭,生气恹恹,方能售得重价。于是江浙的梅树,无一不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一至于此!

接下来龚定庵在“记”中说,他买梅花三百盆,没有一盆不病。为此哭了三天,立誓医梅,毁去花盆,皆种于地,解除捆缚梅枝的棕绳,顺其自然,以五年为期,一定要将病梅医好。

好在他自觉本非文人画士,尽管让他人笑他、骂他,不懂梅之如何为美,不妨辟“病梅馆”来收容病梅。

最后一段是愿望,也是感慨,以“呜呼”兴起,说是但愿多暇,又多闲田,广植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穷毕生的光阴来疗梅。

显然,这是以梅喻人,或者说以梅喻士。士风的萎靡,犹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别指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这“明诏大号”四字,皮里阳秋;而“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此人实在是罪魁祸首。

奕绘对道光十多年来士林风气的演变及原因,当然亦有所知,再经太清春特为指出,对龚定庵的含蓄之意,更为了解,当今道光皇帝乐于有一班恹恹无生气,可以随意曲折的读书人为之所用,但却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隐”者,显然就是去年殁在首辅任上的曹振镛,而凡是有拔士之责的学政、主考,则是那班“蠢蠢求钱”的花农。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说,“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总有十年啰!”

“是在成进士以前,怪不得结尾豪气凌云。”

这真是搔着了痒处,龚定庵这篇记,作于道光六年,正也就是会试不第,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的那一年。未赴春闱以前,龚定庵自忖不中则已,中则必入翰林,扶摇直上,不怕没有当主考、放学政的机会,那时衡文课士,要一洗寻章摘句、专在毫无用处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习,讲究真才实学,犹如疗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谁知事与愿违,到现在连房考官都不曾当过,所谓“穷毕生之光阴以疗梅”变成可笑的呓语了。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不少,也曾博得过许多赞誉,说他在短短三百字中,叙事精当,说理奥妙,寄托遥深,非大手笔莫办。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针砭士习颓靡,指出病根由来,如此深刻的,却只有太清春一个人。转念到此,觉得自己名满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却在侯门金闺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份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辞归时,犹自萦绕在心头。一个人策骑沿着太平湖岸,缓缓行去,几番回首,目断朱门,乱红片片,绮思恼人,索性停了下来,系马垂杨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乐》:

垂杨近远,玉鞚行来缓。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 驻鞭独自思唯,撩人历乱花飞。日暮春心怊怅,可能纫佩同归。

回来在灯下写出来一看,觉得“三里春风韦曲岸”写得太明显了。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原是汉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韦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称“韦曲”。曲江与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风杨柳,风景相似。然则“目断那人庭院”,是哪一个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结句的“可能纫佩同归”是由感激钦佩而生爱慕之心,终成非分之想,措辞未免太欠考虑了。这样想着,想把那首词撕掉,却又觉得废弃可惜,或者改一改还可以存下来。于是随手把词笺夹在书本中,留待以后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乡试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绩,谓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操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司、巡抚、总督,虽说“不怕官,只怕管”,到底“做此官,行此礼”,重重叠叠的上司,遇到了都要执属下之礼,光是这一点,便让龚定庵踌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子,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下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道:“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下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种,高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头目叫蔡牵,数次为李长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长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出,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交藩司办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入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入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果然,闱后人言籍籍,说有“联号”之弊。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得报有此流言,特颁朱谕,命阮元彻查。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场规从严,雷厉风行,致招深怨。因而仁宗认为“联号”的流言,是有意诽谤,置诸不问。

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上奏参劾,说刘凤诰“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该学政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以致众士子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阑入署内,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于是仁宗命户部侍郎托津等查办,覆奏确有其事。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身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情,此人现在有病,入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入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高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长,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情事,既然“未经得受财物,无赃可计”,照律例拟“流”——流刑,也就是充军,发配伊犁。

一念徇情,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交大学士会同刑部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情事,无法处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部司官即欲失入,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流罪,只是充军地点,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下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道,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子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食。’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爱?然则所谓‘性情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热口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处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出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爱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身长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部,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子,“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身受者才能深切体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头干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道光十二年方始入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下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出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道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情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坚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由阮元所说的“天恩祖德”,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天恩”当然是指他受高宗的特达之知,乾隆五十四年点翰林,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再下一年翰詹大考,因为《眼镜》诗善于颂扬,复为高宗亲自拔置第一,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东学政,前后仅历四年。

所谓“祖德”,是阮家祖宗积德,但传闻异词,要听阮元自己说了,方知其详。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参将,其时湖南有苗乱,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马平乱。有一处苗众上千人,缴械投降,张广泗下令尽数诛戮。阮玉堂以“杀降不祥”为理由,以死力争。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但阮玉堂怡然自得。不久,殁于任上。

这是一桩极大的阴德,但据阮元自己说,他的父亲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阮玉堂身后萧条,而阮承信甘居贫贱,洁身自守。有一年在一处渡口,捡到一只箱子,异常沉重,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打开来一看,才知道是白花花的银子,箱中还有一道公文,是专差解送税款。阮承信心想,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可能会出人命,因而错过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黄昏。

果然暮色苍茫中有人来投水,阮承信拉住他一问,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于是阮承信将箱子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也不说姓名,自顾自扬长而去。

阮承信并无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的身份,随儿子到任上,接受供养。在山东时,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年纪与阮承信相近,过从甚密,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小女可配衍圣公,请老兄做媒!衍圣公的姐姐,可为令郎的继配,我做媒。”这三家两门亲事,很顺利地成功了。

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未几病殁。嘉庆四年,追论湖南教匪初起,毕沅失察贻误之罪,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因而抄家。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虽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以致下场甚惨,深以为鉴,在浙江时,便将阮元管得很严,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

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山东、两湖五省。这两项情况,在他以前,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但第三,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这在明清两朝,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毕沅虽未主试,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论是在西安、开封、济南、武昌,都在后花园中特设宾馆,优礼名士。

谈到毕沅,恰又触及龚定庵所感兴趣的“乾嘉朝士”,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就不会有那么多“意气飞扬”、可傲王侯的名士。但毕沅身后,毁誉不一。阮元久任督抚,凡是毕沅旧治之地,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见闻真切,与一般道听途说不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谈锋极健,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

原来毕沅字秋帆,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他之得以大魁天下,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毕沅的书法,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试前夕,在军机处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回部,奏请在伊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长夜无事,毕沅便细看那道奏折,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情,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处,大致了然于胸。第二天金殿射策,四道策论题,倒有两道与西北屯田有关,毕沅现贩现卖,敷奏详明,高宗大为赏识,在进呈的十本之中,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如果毕沅生在今天,不但不会冠冕多士,以他的书法,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连翰林都无份。

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始终不离陕甘两省。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其间一度因案降调山东巡抚,未几复任鄂督,直至嘉庆二年在任病殁,未调他职。

此外每届岁暮,必对贫士有所馈赠,也就因为如此,操守为人疵议。

“定庵,”阮元忽然问道,“你读过毕秋帆的遗集没有?”

“没有。”龚定庵答说,“曾经想找他的《经训堂集》来读,可惜没有找到。”

“我可以送你一部。”阮元又问,“‘经训堂’的出典,你知道不知道?”

“听说毕太夫人经学渊纯,去世以后,高宗特赐御书‘经训克家’的挽额褒扬,‘经训堂’三字由此而来。”

“不错。毕太夫人不但深通经术,就诗而论,只怕国朝闺秀中,亦数第一。唉!”阮元突然叹口气,“可惜。”

龚定庵不免诧异,随即叩问:“太老师何以长叹?可惜什么?”

“可惜毕秋帆空有贤母。”阮元又说,“毕太夫人张氏,单名藻,字于湘,循吏之女。陕西抚署花厅走廊的墙壁上,刻有她的手迹,是一首五言,我念给你听。”

闺秀作诗,大多是近体,而且往往是绝诗,作古风的极少,因而龚定庵大感兴趣。“太老师请稍待,”他说,“我要录下来,给小门生媳妇去看。”

等听差为龚定庵取来纸笔,阮元闭着眼睛念道:“‘读书裕经纶,学古法政治。功业与文章,斯道非有二。汝久宦秦中,洊膺封圻寄。’”

“原来是毕太夫人的戒子诗!”

“毕太夫人是山东人,早寡。毕秋帆在陕西做官,老母留居山东,这首诗是在毕秋帆由藩司升巡抚时寄了去的。”阮元接下来又念,“‘仰沐圣主恩,宠命九重贲。日久为汝祈,冰渊慎惕厉。譬诸欂栌材,斲小则恐敝。又如任载车,失诚则惧踬。’”

“好个‘失诚则惧踬’!”龚定庵说,“真是知子莫若母。”

“下面还有好诗:‘扪心午夜惭,报答奚所自?我闻经纬才,持重戒轻易。教敕无烦苛,廉察无苛细。勿胶柱纠缠,勿模棱附丽。端己厉清操,俭德风下惠。大法则小廉,积诚以去伪。’”

“‘教敕’以下八句,可当一篇官箴读。”龚定庵说,“下面应该指实时地了。”

“一点不错。”阮元续往下念,“‘西土民气淳,质朴鲜靡费。丰镐有遗音,人文郁炳蔚。况逢郅治隆,陶甄综万类。民力久普存,爱养在大吏。润泽因时宜,撙节善调理。古人树声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践其真,实心见实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

“转得好。”龚定庵说,“应该结束了。”

阮元点点头又念:“‘我家祖德诒,箕裘罔或坠!痛汝早失怙,遗教幸勿弃。叹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飞云,目断秦山翠。’”

一共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龚定庵从头又读了一遍,不由得也叹息着说:“制先生如此下场,毕太夫人九泉之下,必难瞑目。”

“你刚才说得不错,知子莫若母。毕秋帆从小失怙,家世寒素,而有纨绔的气质,你看诗中一再以清操俭德为诫,都是对症发药。无奈有人不许他清,不许他俭!”

这个人是谁呢?龚定庵忍不住问了出来:“是和珅?”

“不是。”阮元答说,“钱梅溪在《履园丛话》中所记的,大致属实。”

这钱梅溪单名泳,江苏金匮人,虽只是一名小小的府经历,却为诸侯的上客,因为诗书画以外,复精于小学,著作甚多,其中有一部笔记,名为《履园丛话》,记述他在武昌毕秋帆的衙门中做客时,恰好遇到权相和珅四十岁生日,内而宰辅,外而督抚,都送了极重的寿礼,唯有毕秋帆自己作了十首诗,另外拣出几件收藏的书画古董,打算派专差进京致贺。钱梅溪说:“公将以此诗入‘冰山录’中耶?”这是将和珅比作唐朝的杨国忠。明朝的奸臣严嵩抄家后,有一本专记籍没之物的目录,名为《天水冰山录》。将来和珅如果亦像严嵩一样破家,抄出毕秋帆所送的诗,勾结之迹,铁证如山,岂非亦将蒙祸?毕秋帆恍然大悟,“终其身不交和相”。

不交和相交谁呢?阮元答说:“毕秋帆是为福文襄所误!”

福文襄是指福康安,高宗孝贤皇后之弟傅恒之子,但他的生父实为高宗,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无人敢形诸文字而已。高宗自己亦不便公开,仅用“自幼豢养在宫”作为暗示。明明是皇子的身份,却不能封王,这在高宗不免内疚,因而想尽办法让福康安建功,而以立大功为名,频加恩赐,有人替他算过,“身被异数十三”,独独不曾尚主,就因为不能以子为婿。

福康安所被的异数中,最奇特的是乾隆六十年八月,因平苗之功由公爵晋封为贝子,嘉庆元年殁于军中,更晋封为郡王。清朝开国时有异姓封王之例,但从无异姓封为贝子,因为这个爵衔,是非宗室不能被封的。

由于有这样暧昧不明的异常之恩,以致僻远之地发生了误会。乾隆五十一年冬天,林爽文起事,福康安奉命平乱,在鹿港登陆,历时三月,收复嘉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一夜不睡看完了两大本,其中嘉庆九年的一道上谕说:“从前节次用兵时,领兵官员原无格外犒赏之需,自福康安屡次出师,始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于是地方承办之员,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不过以赏兵为名,亦未必实惠尽逮戎行也。即如麟德,迎其父柩,地方官致送奠仪,并备赏等银四万余两,外省只知逢迎纨绔乳臭,卑鄙恶习,实出情理之外,竟非人类所有。”

原来福康安是嘉庆元年五月,进剿湘西苗匪时,在乾州附近染了瘴气,泄泻不愈,殁于军中。高宗那时已是太上皇帝,但仍旧掌握着一切权力,与未禅位前无异,其名谓之训政。因此,对福康安的一切恤典,亦全照太上皇帝的意思办理,特派固伦额驸丰绅殷德,带同福康安的独子麟德,前往迎灵。

丰绅殷德是和珅之子,尚高宗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他的叔叔,也就是和珅的胞弟和琳,其时以四川总督带兵出川,会剿苗匪。作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但惹不起福康安,对后辈的和琳,亦不能不另眼相看。而和琳在乾隆五十四年还只是巡漕御史,五年工夫,当到四川总督,并封伯爵,完全是和珅迎合高宗的旨意,安排他去帮助福康安立功的结果。

这样,和琳对毕沅有何要求,亦就等于福康安亲自提出一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但福康安生前督师时,“开滥赏之端,任性花费,毫无节制”,须由毕沅“迎合备送,盈万累千,以及银牌绸缎,络绎供支”,在福康安既殁,丰绅殷德往湖南迎灵时,亦须先经湖北,一切供应,亦由毕沅在公款中支给,麟德收受奠仪、赏银四万余两,仅只是可以公开出账、有数可稽的小部分而已。

嘉庆十年二月,又有一道上谕:“带兵大员,本不当以一时犒劳私恩,辄立赏号名目,其始如傅恒等,尚系将自有之物,分给士众,迨后群相效尤,又不能出资购办,遂不得不向地方官调取预备,而福康安为尤甚,因而承办军需者,居然视为正项支销,自有赏号名目以后,带兵大员,腊词取索,漫无限制,而地方局员,亦不免以购备为名,浮滥多糜,甚至舞弊营私,交结见好。及至报销帑项时,又复多方设法,希图掩饰,所有军营赏号一项,必当严行禁止。”

两个月以后,重申前令:“赏罚为军纪之要,随征官兵等,果有奋勉出力者,一经奏闻,无不立沛恩施,带兵大员,何得擅立赏号,用示施恩?是以从前屡次用兵,本无此项,我皇考高宗纯皇帝,曾经屡颁圣训,著之定典,自福康安出师台湾等处,始有自行赏给官兵银两绸缎之事。尔时借其声势,向各省任意需索,供其支用,假公济私,养家肥己,其后各军营习以为常,带兵大员等,不得不踵行犒赏,而力有不能,辄于军需项下动用支销,以公项作为私用,嗣后设遇办理军需时,不得再立赏需名目。”

这些都是在嘉庆九年秋天,三省剿匪肃清以后,清查湖北滥支军需案时所下的上谕。在这些只有军机处密档中才有的文件里面,最使得龚定庵惊异的是,湖南苗匪的靖服,是在嘉庆元年十二月宣示“湖苗”已平,大封有功将帅以后,而真正建大功的人,在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名字,既惊且喜亦惭。

然而更有不足之感,因为他只是看到当时两湖的方面大员奏保此人,以及每一次御批对此人的嘉许,究竟功绩如何,不知其详。

当时征七省之兵,集四省督抚,糜千万之饷而未能剿平的湖南苗匪,竟成大功于一人之手,此人当然是异人,龚定庵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类人物。因而将本来还要留下来看几天的嘉庆初年谕论旨汇编,提早送给魏源,为的是要跟他打听这一异人的生平及事功。

“你是邵阳人,已近湘西。嘉庆初年的凤凰厅同治傅鼐——”龚定庵忽然问说,“他的号叫什么?”

“重庵。”

“那就称他的号吧,免得跟江宁织造曹家亲戚的傅鼐弄混了。”龚定庵紧接着问,“傅重庵有异于常人何在?我想你总了解吧?”

“当然。我正在写他的传。”

“好极了,先睹为快。”

“刚刚开始动手,不过材料大致已经有了。”魏源很高兴地说,“仪征相国的这些抄件,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接着,魏源细谈傅重庵其人。他原籍浙江绍兴,先世是户部的书办,因而入籍顺天府宛平县。六部的书办,都可以世袭,地位虽微不足道,但收入极丰,生活富裕,因而都安于所业,不求闻达。但傅重庵另有一番用世的大志,不愿坐享其成,便报捐了一名府经历,分发云南。以他的才具,很快地升为知县——境内有六大茶山,有名的普洱茶的产地宁洱县知县,在云南官场,已有能员之称。

其时云贵总督为福康安,奉旨征苗疆,将傅重庵调到湖南,在大营管饷运,因功升同知,赐花翎。嘉庆元年凤凰营新改为凤凰厅,其地在万山丛中,有一百零五座红苗寨,正是湖苗作乱,首当其冲之处。第一任凤凰厅同知,便派了傅重庵。

当他到任时,大军移征湖北剿匪,一时投降、并未甘服的湖苗,乘机提出“苗地归苗”的要求,湖广总督毕沅、湖南巡抚姜晟打算接受,但傅重庵深知苗性,越抚越骄,因而设计了一套所谓“雕剿法”。

“雕剿”之雕有两义:一义是为雕之犀利,看准了方始搏击,不搏则已,下搏必速;不击则已,一击必中。另一义是碉的谐音,傅鼐召集乡团,在要害之处筑碉堡,防苗出没。有时苗匪来袭,一面作战,一面仍旧筑碉,如是三年,碉堡筑成,边墙连接一百余里,相度地形,分设哨台及炮台。同时开垦兴屯田,妇女孺子皆可以下田工作,因为一见苗匪来了,在哨台上瞭望的壮丁,放铳的放铳,鸣角的鸣角,警报遍于各处,妇孺立刻避入堡内,非常安全。

这是论守,论攻亦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训练方法。苗人在乱山丛中,度越峭壁,如履平地,虽无部伍行列,但惯于在伏莽之中,从暗击明。傅鼐便师苗人之技以制苗,平时训练士卒,极其严格:像传说中腿部缚沙囊疾走,一解沙囊,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确有其事;同时要练藤牌,翻扑跌滚,始终有一面藤牌护身,苗人擅长的飞矢,竟无所用其技。当然,最要紧的一着是,狭路相逢,短兵相击,能致敌死命,所以一把单刀亦无不练得出神入化。

傅鼐训练乡团最切著的地方是,每一次作战之后要严加甄别,不合格的断然淘汰,如是数年,始得精兵千人,号称“飞队”,只要“飞队”一出动,“风雨不乱有行列,遗资道路无反顾”。

“其实傅重庵大小百余战,所用的乡团,总数亦不过数千,福文襄以七省之兵所不能办的苗匪,傅鼐以数千人了之,谁说佐杂之中没有人才?”魏默深又说,“就论文采,傅重庵亦是佼佼者,比那些有名无实的翰林,强得太多了。我收藏有他一通函牍,你不妨看看。”

魏默深所出示的是,傅重庵写给湖南巡抚高杞,议兴屯田的一封信:“防边之道,兵民相辅,湖南苗疆,环以凤凰、永绥、乾州、古丈坪、保靖五厅县,犬牙相错,营汛相距各数里。元年班师后,苗扰如故,鼐竭心筹之,制胜如碉堡,募丁壮数千,与苗从事,来则痛击,去则修边,前戈矛,后邪许,得险即守,寸步而前,然后苗锐望绝。湖南自乙卯二载用兵,耗帑七百余万,国家经费有常,顽苗叛服无定,募勇不得不散,则碉堡不得不虚;后患不得不虑,则自图不得不亟。”

龚定庵仅读到这里,忍不住掩纸深思,傅重庵的碉堡战法,在乾隆初年,张广泗进兵大金川时,便已用过,何以张广泗用而无效,傅重庵用而克竟全功,其故安在?

这个疑问,魏默深为他作了解答:“大金川之役,莎罗奔在碉堡中储粮坚守,以致官军无功,此正是‘制胜无如碉堡’的明证。后来讷亲奉旨督师,一战而败,为之气夺,因而亦议筑碉,谓之‘与敌共险’,其为荒谬,不言可知。讷亲与张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然则即令‘与敌共险’,依然落了下风。”

“照这样说,傅重庵是师莎罗奔的故智。”龚定庵说,“他是户部书办,出仕即能办贼,可见未经历练,学问经济,大概都从熟读奏议、政书而来。足见经世致用之学,还是要讲究。”

“我也是这么想。即令现在不是好人出头的时候,或许用不着,可是将来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于是相与纵论三朝用人,高宗如龚定庵诗中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诸流竞进,自有权衡,善而能用,恶而能去,舍短取长,人尽其才,除了最后那几年,由于高年健忘之故,受和珅的蒙蔽以外,一切都是他自己做主。仁宗则保护善类,唯恐不至,衡情论法,细心推求,庙号“睿皇帝”,名实相副,因此嘉庆朝的循吏最多,在风尘俗吏中,亦常有杰出之士,傅重庵以外,还有拔贡出身的贵州人刘清,在四川由县丞升知县时,政声即为全省之最。嘉庆元年教匪起事,刘清募乡勇五百人成为劲旅,教匪望影而避。四川教匪头目叫王三槐,为刘清招抚,而总督勒保奏报大捷,俘获王三槐,解至京师,仁宗亲审,问他缘何造反。王三槐回答:“官逼民反。”再问:“莫非四川一省官都不好?”答说:“只有刘青天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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