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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洪宪皇帝”终于死了！“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四川督军陈宦在五月二十二日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项城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当时昏厥，因为陈宦是他心目中最忠贞可恃的心腹。接着，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先后宣告独立，袁世凯活活气死、悔死了。

袁世凯临死，找来四个“托派”的“顾命大臣”，第一个是段祺瑞，第二个是王士珍，“北洋三杰”中的一虎一龙；第三个是他的表弟张镇芳，第四个才是徐世昌。论资格当然是徐世昌最老，所以袁世凯一死如何善其后，由他来主持会议。

估量当前的情势，北方的实权在段祺瑞手里，他要一当了总统，自己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徐世昌决定首要之着，是把段祺瑞压住了再作道理。

于是想到现成有个人可以利用，便是住在光绪被幽禁之地瀛台的黎元洪，主张照约法推黎副总统继任总统。但他也不敢公然开罪于段祺瑞，因而紧接着又加了一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究竟该怎么办，要问段总理的高见。”

自袁世凯病重，段祺瑞就在考虑袁死以后的局面。论北洋这个“团体”中的实力，他自觉足够继承领导权，也就是继承袁死以后的地位。但江南的冯国璋志不在小，正在亲自联络长江各省的督军，不知有什么花样变出来；西南方不服北洋领导，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如今要坐上总统这个位子，不会太困难，就怕坐上去也跟袁世凯“即位”那样，火烧两股，坐不安稳，一跤摔下来，岂非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如此一直踌躇不定，找幕僚商量，亦无定论。而到了此刻，却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了。

左思右想，觉得至少仍可保持总理的位子，也就是仍旧将实权握在手里，不愁以后没有机会，是个比较聪明的做法。

于是他点点头说：“我没有意见。相国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大局一言而决，却非一言而定，刚刚接任便发生了新旧约法之争。段祺瑞以国务院名义发布全国的通告，说“袁大总统于六月六日巳正因病薨逝，业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所依据的是民国三年由袁世凯“炮制”，而为革命党所反对的新约法。及至黎元洪就任宣誓，却说“当依据民国元年颁布之临时约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话虽跟国务院的通告矛盾，其实不错，错在后面一句话：“并誓于代大总统职权之时，确守国宪。”

黎元洪的副总统是民国二年十月，照旧约法选出来的，任期六年，应该到民国八年十月为止。袁大总统一死，黎副总统依法继任，也就是俗语所说的“扶正”，任期不变，仍到民国八年十月。现在说“代行”，变成以新约法为依据了。而依新约法，大总统缺位，由副总统“代行”职权，但只得三年，便须另选新总统。

新约法中规定，继任总统的候选人，由现任总统神秘开列名单，一共三个人，藏入“金匮石室”，锁是特制的，有三柄钥匙，由总统、副总统、参议院长各执一柄，须要两柄钥匙配合，才能开锁取出名单，由国会议员在推荐的三人中选出一人继任大总统。

这是仿照清世宗秘密建储，书皇子姓名，藏入铁盒，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办法。据说袁世凯最先开列的名单是黎元洪、袁克定、徐世昌；到得西南起兵讨袁，得病自知不起，曾派人悄悄打开“金匮石室”，名单改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改了也无用，袁世凯是如此下场，根本就没有资格推荐继任人选，谁会去照他的办法推选大总统？

因此，黎元洪的前后矛盾，等于自毁立场，一上来就引起了争议。在南京的冯国璋，亦主张恢复旧约法，重开国会，目的是要推翻“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由黎元洪居虚名、段祺瑞掌实权的北方政局。此外，冯国璋在五月十五日所召集的，以团结北洋军阀为宗旨的南京会议，一变而为由张勋主持，以造成西南与北方之间的第三势力为主的徐州会议，缔结了直隶、河南、山西、奉天、吉林、黑龙江、安徽七省同盟，议定解决时局纲要十条。头一条就是：“尊重优待前清皇室各条件。”

好消息相继传入“大内”。第一个好消息是袁世凯去世。那天是端午深夜，也就是阴历五月初六凌晨三点钟，“西南好风”飘来一阵阵哭声，知道是在为袁世凯举哀，刚刚起床的太监，奔走相告，喜逐颜开。宫里将五短身材的袁世凯，说成是“癞蛤蟆成精”，道是“癞蛤蟆难过端午节”，果然应验了。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徐州会议的决定。陈宝琛尤其满意，他是主张暂时维持现状，以待“圣德日进”，徐图“中兴”。当王壬秋为他的得意弟子杨度邀约进京来捧帝制的场时，王壬秋疯疯癫癫，既似拥袁，又似唐伯虎在明朝宁王宸濠门下，佯狂自污一般，一面故意误认“新华门”为“新莽门”，一面又作了一副谐联，谩骂共和制度，叫作“民犹此也，国犹此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陈宝琛将这副对联说给溥仪听时，还加了个横额：“旁观者清”，用成语而双关，正表明了他的主张，随民国的南北纷争，采取袖手旁观，不介入纠纷，长保优待条件，最为明智。

现在徐州会议的决定，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而对徐州会议的策动者张勋，也有了好感。

“虽然是民国，张勋跟他的兵，都留着辫子。袁世凯于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就亏得辫子兵攻进南京，才能成功。”陈宝琛又说，“隆裕太后大丧，张勋发了通电，说‘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总算很难得的。”

“照这么说，他是忠臣？”溥仪问说。

“是。”陈宝琛肯定地回答，“确是忠臣。”

“是忠臣，我几时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

“他在徐州，不便召他来。臣可以找张照片给皇上看。”

另外还有个师傅梁鼎芬，对于张勋亦颇感兴趣，很想在北洋政府中找个人居间，做一番拉拢的工作，无奈迎新送旧，正忙得不可开交的当儿，只得暂且搁下不提。

迎新是迎黎元洪；送旧是送头戴平天冠，躺在彰德太昊陵上一株千年神柏所制的棺中的袁世凯。

六月二十三日，黎大总统派内阁总理代表致祭，前一天并发表明令，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办“袁林”工程。皇帝的墓园称为“陵”，用谐音的“林”，是为了安慰死者。

六月二十八日，由中南海居仁堂启灵：是三十二个人抬那口柏木棺。黎大总统等在新华门口，灵柩经过一鞠躬，出了新华门，舁夫增至八十人，全体阁员、清室代表溥伦，步行执绋。到东安门，送葬的行列加入各国公使，直到前门车站。“导子”的顺序是特别挑选过可以担任仪队的军警；中西乐队；骑兵护送的礼轿；袁世凯生前所骑的一匹枣骝马；六十四名和尚，三十二名喇嘛，手执法器，一路念经；灵轿，除了袁世凯的大照片以外，还有他在世所用的衣冠及所得的中外勋章；披麻戴孝的儿孙；长长的一串白布小轿，不时传出嘤嘤哀哭之声；最后是执绋的队伍。这个“民国皇帝”的大出丧，着实热闹，老百姓倾巷来观，不消说得。

到得前门车站，在一百零一响的礼炮声中，灵车南下，伴灵的除了袁氏家属以外，还有徐世昌、治丧委员曹汝霖及黎大总统派到彰德送葬的代表蒋作宾。当然，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之类的心腹，也是少不了的。

一路南下，逢站必停，以便接受路祭，因此走了一天一夜，始到彰德。在袁世凯“洹上归隐”的“养寿园”中停灵设祭，这时北洋系统的督军，纷纷到达，举行“团体”公祭，主祭的自然是徐世昌。

“项城是去世了，北洋团体不可分散。”徐世昌就在灵前召集会议，以主席的身份发言，“帝制时期，北洋同人不免有分裂的现象，大足以使亲痛仇快。项城临终前几天，跟仲仁最亲密，有许多心事吐露。我想请仲仁来追述遗言，当着项城灵前，大家作一番自省，以慰在天之灵。诸位看如何？”

当然不会有人反对。于是即刻派人到里面，将在袁世凯书房中整理遗稿的张一麟请了来，由徐世昌说了缘由，请他讲话。

张一麟自不免为难，因为袁世凯临终前批评了许多人，大半在座，如果照实直言，会造成很尴尬的局面。于是很仔细想了一会儿，觉得有段话可以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期间，有时候一天要找我三次，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怕见项城，他实在无聊不过，只好找我去聊天。”张一麟接着又说，“项城有一天跟我说：‘梁燕孙本来不赞成帝制，后来劝我，决不可取消。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这话令人颇感意外。先劝进，后来又劝袁世凯取消帝制的人很多；先反对，后来又不主张取消的，恐怕只有梁士诒一个人。他是为了什么？

“燕孙跟项城说：如果取消帝制，那么天天在盼望封爵封官的人，自然大为失望，左右解体，请问何来最后共事的人？项城颇以此为然，否则，取消帝制的申令，早就下了。”

“由此可见，项城始终是为‘团体’着想，亦可说是为大家的利益牺牲了。”徐世昌接着张一麟的话说，“这一点，我希望在座同人，格外要记住。”

“我还有句话，可以报告各位，项城自始至终，都说大局闹到如此不可收拾，都是他自己不好，从没有怪过任何人。”说完，张一麟站起身来，悄然退席。

“各位刚才都听见仲仁的话了。”徐世昌说，“项城自任其咎，不愿归过于哪一个人，亦无非是说全由北洋支配。现在项城虽已含恨以终，北洋的实力仍在，咱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如何保持政权于不坠？眼前是段芝泉当政，不过大问题不解决，终有后患。”

所谓“大问题”即是大总统这个位子，现在是由黎元洪占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要将这个大位，抓在自己手里，才无后患。徐世昌的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

“眼前是不要紧。”倪嗣冲说，“徐又铮当芝老的秘书长，一定吃得住‘黎菩萨’。如今只谈后年的问题好了。”

“后年什么问题？”湖北督军王占元问。

“咦！后年不就是黎菩萨的任期到了吗？”

“噢，你是说改选大总统的问题。”王占元说，“只有一个办法，请老师当大总统，仍旧是芝老的国务总理。”

“老师”是指徐世昌，他所希望的就是这句话，正想以退为进地谦虚几句，就此做成一个协议。不道“半路里杀出程咬金”，张勋甩着辫子，大摇其头。

“也不见得只有一个办法。”他说，“项城本来不是要奉还大政吗？咱们该照项城的意思去做，让他死得瞑目。”

徐世昌非常见机，急忙接口：“绍轩的话，深获我心。这是解决时局、保全团体利益的上策。”

所谓“保全团体利益”就是各人仍能保住地盘，一旦复辟，就算是“君主立宪”，亦可裁抑国会的势力，保住地盘，更为方便，因而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众议佥同，方针是有了。”倪嗣冲提议，“这件事当然请老师领袖群伦；实际筹备工作，我想绍轩是义不容辞的。”

“是的。除了绍轩，没有第二个人。”山东督军张怀芝说，“请绍轩说吧，什么时候再聚会？”

“等我好好筹划一下，不会拖太久。有了结果，我请大家再到徐州来玩几天。”

又有人主张，在外交方面，主要的是日本，应该先取得联络。这一工作，割据各地的督军，是无法进行的，当然要由徐世昌来主持。

于是复辟活动，分成两个中心，一个在徐州，一个在天津。在徐州的张勋，正在筹备召集第二次会议时，直隶省长朱家宝派人陪了一个日本浪人木泽畅，来看张勋，带来了一个复辟的机会：宗社党的军事行动开始了。

宗社党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小恭王溥伟，实际上是肃亲王善耆。宣统初元，他当民政部尚书时，聘请了一个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顾问；清帝退位，善耆由于川岛的安排，全家迁居大连，仍称肃王府。川岛在王府中的权力很大，因为他是宗社党的灵魂。善耆也刻意笼络，将一个小女儿过继给川岛，改了姓也改了名字，叫作川岛芳子。

但是，善耆不知道川岛浪速是在利用宗社党。原来民国肇建，川岛向日本军部献了一计，名为“支那分割策”，又名“满蒙分离策”，顾名思义，便可想象得到，目的是搞满蒙独立。计划是由善耆联络蒙古科尔沁亲王巴林，合建满蒙王国，日本方面供给枪械、军饷，供他们“打天下”。

此策为日本军部所接纳，朝鲜总督寺内正毅亦表支持，但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不赞成，及时阻止，使得宗社党遭受了一次打击。不过川岛浪速并没有死心。

到得袁世凯称帝，日本军阀及外务省以“倒袁”作号召，旧事重提，大规模进行“满蒙分离策”，由陆军省次官田中义一，关东军参谋长福田雅太郎、参谋小矶国昭，主持其事。陆军参谋本部派了一名大佐土井市之进跟川岛去联络。川岛手下有三个列入“预备役”的军人，亦是浪人，名叫青柳胜敏、木泽畅、入江种矩，分头活动。青柳带着善耆的第七子宪奎，入内蒙古去联络一个大土匪巴布扎布；木泽则经由天津驻屯军的介绍，辗转来跟张勋接头。

木泽告诉张勋说，巴布扎布的骑兵四千多人，已在青柳胜敏指挥之下，于七月一日自大兴安岭以西的根据地向洮南进击。等巴布扎布打到张家口时，雷震春和朱家宝会策动当地的军队接应，希望张勋和倪嗣冲，带兵北上，借口保卫京师，一举完成复辟大业。

张勋欣然同意，但有个问题，必须先澄清：日本方面有什么实质上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