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 / 2）

“公雨，”他问，“你们研究了没有？”

“大手笔，大手笔！”万绳栻一迭连声地说，“正在细看。等有了结果，再跟康先生来领教。”

既然如此，只好再等。等到晚上不见回音，知道不妙了。

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刘廷琛对康有为所拟的诏令，大表反对，他说：“康长素讲立宪，讲共和，不为大清与皇室着想，仍旧是革命的口吻。”又说：“要复见康乾盛世，非尊君权不可。”

自命为“圣人”的康有为，喟然长叹，心知刘廷琛无足与言，但却不甘于“吾谋适不用”，考虑再三，亲自打了个电话到灯草胡同世续家，率直自荐，说要见醇王。

世续还不知道他跟张勋已有貌合神离之势，只当他还是辫帅的谋主，不敢怠慢，亲自到贤良寺去接他，一起坐马车到了“北府”。

事先当然是联络好的，醇王又邀了个人来，预备一起商量。这两个人一个是陈宝琛，与康有为素不相识，因为康有为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搞得满天神佛之时，陈宝琛正在福州“听水轩”韬光养晦；及至为张之洞所荐，复起入京，康有为又正在海外大卖“衣带诏”的膏药。民国以来，康有为初度入京，而陈宝琛从未离京，这天相见，互道倾慕，颇为融洽。

另一个梁鼎芬，与康有为同乡，也是熟人。梁鼎芬久客张之洞幕府，为迎合府主好奇的性情，曾经举荐过康有为。在武昌“抱冰堂”上，谈得相当投机，因而张之洞在推行新政上，也是锐不可当。及至戊戌政变，几于不免，急忙作一篇《劝学篇》表明赞成保守，方得在慈禧面前过关，从此不敢再结交康梁，所以梁鼎芬与康有为的踪迹也疏远了。不过此日相见，都是大清的忠臣，在梁鼎芬自是备感亲切。

醇王跟康有为也是初见，很客气地称他“长素先生”。康有为不照世俗叫他“王爷”，文绉绉地称之为“殿下”——这个称呼是李鸿章“发明”的，但也仅限于书信上称老恭王与老醇王，见了面仍称“王爷”。

“殿下，”他说，“有一言先须声明者，有为的素志是保中国兼保清室。方今世界潮流，君王独裁，早已淘汰，法美共和之制，又不适于中国。有为周游列国，栖栖惶惶，不遑宁处者，唯在探求一长治久安之计，窃以为至善至当，莫如虚君共和。”

“噢，”醇王问道，“你是说，皇上不当权？”

“皇上不必当权，才能长受四海供养，如英国、日本皆是。”康有为又说，“国号尤其要改，不改则终必有改朝换代之事。改为中华帝国，永绝纷争，岂不甚妙！”

“那么，”陈宝琛问，“年号呢？”

“年号自不妨保留，譬如日本，现在是大正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