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8章 二次组阁（1 / 2）

出乎袁世凯意料，不仅张謇和汤寿潜辞去了职务，吴景濂更是向他转达了秦时竹的意见，表示“鉴于前此教训，最好能让总统以信任之人参与内阁，人民党不予干涉”。在人民党处碰到软钉子后，袁世凯为保证参议院顺利通过人选，还极力拉拢共和党，许诺将支持该党参议员为国务员。在袁的种种引诱下，共和党为使殷汝骊、谷钟秀等人入阁，表达了同意意见。

人民党党员不入阁是南北局经过秘密商讨后达成的，程德全控制江苏局势后，专程派人前来感谢，同时就组阁问题和秦时竹交换了意见。秦时竹希望南方局能够在江浙一带打压同盟会的势力，扩大人民党的影响，至于内阁，在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有所作为，不如不参加。但一定要支持同盟会会员参加。

“这是何故？请主席明示。”

“理由很简单，同盟会不是已议决凡是同盟会会员不得参加内阁吗？咱们即偏偏支持他们的议员参加内阁，让他那个所谓的决议变成一张废纸，从内部增大同盟会的裂痕，我倒要看看，这同盟会究竟是不是铁板一块。”

“高！实在是高！”

“当然，人民党不入阁对南方局的几位先生来说可能也委屈了些，但是我想，我们党一定要保持团结。对南方局来说，扩大在江浙的影响力更有意义。沪督既然已撤销，雪楼兄（程德全的字）也重新担任江苏都督，你们要利用好这个机会，牢牢控制住江苏和上海的局面。”

“但目前驻苏各部队有很多不听号令，程都督很伤脑筋。”

“这不碍事，雪楼兄会处理好的，只要维持各派军队的均势就可以了，等再过段时间，借口财政困难，可以再度裁军。如果裁撤下来的部队无处安置，可以让他们来投奔北疆国防军。”

“我回去就如实禀报都督。”

“还有，上次他给我物色了一批中小学教师，听说各县都很抢手，如果可能，请他再帮我们物色一批。江浙地方，毕竟是人文荟萃之地，人才辈出啊！”

“秦主席过奖了。无论是季老还是都督，都对您的大手笔很钦佩。”

“另外，他上次和我提出过江浙两省货物和北疆各省货物在对方区域销售时豁免一道厘金的建议，经议会讨论，已同意了，如果两省议会也同意，不妨可以照此实行。”

“那太好了！我回去一定马上禀报，尽快让议会通过。”事情说穿了也不奇怪，江浙两省的议会有不少绅商，相互减免税收等于增加了他们的利润，他们不同意才怪呢？

秦时竹和程德全合谋，扫荡江的同盟会势力的企图袁世凯不会看不出来，但打倒同盟会，是他乐意看到的结果，因此也就睁眼闭眼。眼看江浙已不用自己操心，他把目光投向了湖北。湖北是首义之地，对革命党人有特殊意义，袁不敢掉以轻心，拉拢黎元洪，利用黎元洪来打击革命党人，使其成为自己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就成为了袁的重要策略。但黎元洪毕竟不是北洋系，又担任同盟会的协理，如何做得巧妙，是袁世凯所要考虑的问题。关键时刻，参谋次长陈宦给他出主意，利用湖北内部矛盾，袁世凯大喜，命令陈宦全权操办此事。

其实黎元洪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他虽然受革命之赐，由前清协统一跃而为民国副总统、鄂军都督领参谋总长，但他与革命党并无感情，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和全国形势的变化，他内心的痛苦愈发明显。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民国元勋”是逼上梁山弄到手的，而逼迫他参加革命的三武――孙武、张振武和蒋翎武深知他的底细，始终瞧不起他这个被枪杆子逼出来的副总统。尽管别人把黎元洪捧上三十三天，在三武看来他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根本不买账，屡次跟黎元洪过不去，认为他的天下和地位都是他们替他打出来的。因此，黎元洪在精神上经常感到威胁，早就欲除之而后快。陈宦跑到武昌后，私下里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下层，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必将有益于副总统。”

黎元洪大喜，连忙发函，袁世凯见到后，微微一笑，先后召集三武北上，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职。三武本来是满怀希望想拜将封侯的，没想到居然是这样一个结果，张振武极为愤慨地指责段祺瑞：“我们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还两次向袁世凯递交屯垦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袁世凯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便不加理睬了。事情很明显，蒙古屯垦要得到北疆方面的许可，袁世凯正有求于秦时竹，怎么会为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张振武去专门设立机构呢？

见没有效果，张振武大怒，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回了武昌，凭借自己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取1000大洋，还扬言要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本来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他，没想到居然又回来了。而且张振武与其它两个不同，手里还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为彻底解决三武问题、巩固湖北，黎元洪听从陈宦的建议，采取了“阳为附合，徐图扫平” 的主要策略，伺机利用革命党内部矛盾来打击革命党。

时机终于来了，6月中下旬，所谓同盟会准备谋乱的谣传，在武昌内外不胫而走（其实是派系矛盾）。月底，以孙武为首的共和党鄂支部和同盟会鄂支部各军界要人，在黎元洪召集的军事会议上又大起冲突，甚至公然架起大炮，空气异常紧张。

黎元洪见有机可乘，立即宣布武昌戒严，下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尽管居正、胡秉柯等代表同盟会向黎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政党断不至有革命之举”，但黎元洪已抓住机会，岂肯放手？王宪章（代二镇统制）、杨玉如（都督府顾问）和祝制六（警察学校监学）先后被黎元洪解职。随后几天，黎元洪出动大批军警，逮捕江光国、滕亚纲和祝制六，宣布祝制六为“群英会会长”，“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之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罪大恶极”，随即秘密杀害，并依照所谓的“名册”索捕处死大批同盟会会员（主要是原先的文学社派）。由此可见，这次被称为“第三次革命”的风潮，实际上是黎元洪利用党争打击同盟会力量的一次阴谋活动。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祝制六等遭无辜杀害后，同盟会内尽管有人看出是黎元洪“做成的圈套”，而领导人却不敢为他们伸冤，甚至否认他们之间的关系。蒋翎武就公开表示与被杀三人“志不同，道不合”，“祝等犯罪与否，不得而知”。他们还一味指责孙武为谋取都督职位，出钱唆使李忠义告发，一手制造了这次事件。孙武则上书黎元洪，指责此事件实际为同盟会“主持”，要求“宣布罪状，通告国中”。就这样，利用派别斗争的烟雾，黎元洪掩盖了他的清洗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