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 第12节（2 / 2）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他的诗确实做得不算好，但是从诗里却可以看出一些自负和不甘寂寞的复杂心情。如“素衣蚤浣帝京尘”、“吞钩鱼却有恩仇”、“搔头欲问天，月隐烟云里”等诗句，表达了他对清廷不满的情绪。又如“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句，却深深地道出了他待时而动的心机，表明了他在彰德隐居的实质。

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一个逃避红尘、澹泊名利的隐士。他虽然身居乡村，却时常有一些朝野要人来看望他，询问他对于当时某些事情的看法。像上面所说的端方，就是这些要人之中的一个。那时，他每天要接到很多从各方面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为了处理这些信、电，他每天上午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公务”，他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从而能够更迅速地和各方面加强联系。他向各方面伸出了触角，等待着再起的时机。

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爆发，我父亲终于得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时候，清廷为了镇压在武昌起义的革命军队，派了陆军部大臣荫昌带领冯国璋、段祺瑞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当荫昌和冯国璋经由京汉铁路南下的时候，都曾先后在彰德下车来看望我父亲，并且征求他对于国事的意见。我父亲当时对荫昌表示：“久居乡野，对国事未敢置辞。”可是对他的老部下冯国璋，却指示了“慢慢走，等等看”的六字方针。冯国璋确实是依照他的指示来执行的。因此，北洋军队虽然已经陆续南下，但并不积极行动，也不认真听从指挥。这就使得那身居总司令的荫昌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清廷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先是起用我父亲为湖广总督，他不肯就任。后来又召回荫昌，改派我父亲为钦差大臣，节制调遣水陆各军，他仍然不肯就任。最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他这时如愿以偿，才答允出山。

在他和清廷讨价还价的时候，他和各方面的信、电往返，更加频繁了。电报房中嗒嗒之声终日不断。朝野要人来看望他的也就更多了。我们那时候年纪还小，虽然不知道来的都是些什么人，但是远远看到一些男佣人们穿梭似地来往传报，我父亲几乎整天都在“办公”和会客，我们意识到他是忙碌极了。这时候，听说他的老朋友，当时的内阁大臣徐世昌也来劝他出山了。那时候三姨太太的住房紧靠着另一个院子里的厢房。我父亲就在这厢房里办公和会客。这两排房屋，虽然不是一个院子，但后窗户却是紧对着的。我们在夜里三、四点钟一觉醒来，总是望见那边的厢房里电灯还亮着，还仿佛听见那边有说话的声音。

最后，我父亲决意出山。全家上下听说以后非常高兴。在他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他看到大家那样欢乐却叹了一口气说：“你们不要太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的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话虽如此说，他却毕竟是东山再起了。

在他出发以后，有一天，我们家里忽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吴是同盟会的秘密成员，负责联络北方清军起义。要派人杀害我们全家。这时候，全家上下惊慌万分，毫无办法。我们小姐妹更被吓得手足无措。二姐曾天真地对我说：“要是真来杀我们，我们就顶着花盆藏到花园的池子里去，他们自然就找不到我们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吴禄贞在石家庄车站遇刺身亡。在这次事件之后，我父亲考虑到，今后我家如果还住在彰德，未必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就让我们全家分批搬到天津。当时我们在天津是分别住在几个地方的：我娘和大哥住在德租界，大姨太太和二哥住在意租界，其余的二、三、五、六、八、九6个姨太太和我们小兄弟姐妹们都住在英租界小白楼“矿物局”。住下不久，全家又按我父亲的指示，分批搬到北京，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民国时期改名为外交部，石大人胡同也改名为外交部街。内。记得当时第一批来就和他同住的是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二姐同我姐妹2人。

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的时候。有一天，他乘坐双套马车由宫里回家，在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3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旧时达官贵人出行，前有一、二人骑马先导，称为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不住它们，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官邸。因此，他在见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在这次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不多时间，我们就听得有人来说，当场捕获了5个“凶手”。据说，都是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同时，还在“东兴楼”楼上发现了另外两颗炸弹，都是用蒲包装着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扔去罢了。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并未受伤，但以后对清皇室的交涉，都让他的助手代他办理，他本人却从此不再出门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的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有一天，我听得母亲惊慌地说了一句：“招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祸了！”原来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自把刺杀我父亲、原来要判处死刑的凶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侍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3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4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4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着“和尚领”，系带子的淡青色绸衬衣，下面是淡青色绸裙子，红色缎子高跟鞋。这种礼服的样式，到底是什么人规定的，那就说不清了。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的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以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俩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男女佣人对他的称呼是：当他做总统以前，称他为”宫保“；及至做总统以后，就称为”总统“。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至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护国军。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是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个人，在“新华宫”洪宪称帝以后，我父亲命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更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恼火的，还是假版《顺天时报》的暴露。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敬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扳，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3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3个人却依然在呶呶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国军，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国军总司令，因之护国军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4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3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掉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她“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护“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附带在这里谈一下曾在彰德教过我们的杨令老师的态度。她也是不赞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里来，说起洪宪帝制的事，便对我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态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称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从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7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3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的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极，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不敢走。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一首题目是《明志》而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乍著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上面谈过，我揭发了假版的《顺天时报》，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3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3个安，计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为了筹备帝制，还有一个大典筹备处。大典筹备处是什么时候成立，又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们不清楚。一次听二哥说，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郭是当时总统府的庶务司丞，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他。他会照相，我们在中南海内所照的照片，都是他和二哥两个人分着照的。后来在我父亲死后成立的“恭办丧礼处”里也有他。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我们从这时候起，才知道还有大典筹备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朱启钤。听说早在它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准备我父亲“登极”以后所该办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年号“洪宪”，便是大典筹备处依照我父亲的意思规定下来的。又如上面所谈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样，也是这个机构订定的。我父亲的“龙袍”是已经做成了的，只是没有公开，因而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娘的“娘娘服”也同样是做成了的，只是由于“妃嫔服”还没有做好，所以也没有拿进来。后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这套“娘娘服”实在无法交代，我娘又坚决不肯要它，最后只得把它放在“烧活”里一同烧化了。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已经送了进来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样吧。“皇女服”的样式是：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子，上面绣着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色的太阳，所绣的这些都鲜明地在缎子上凸了出来。衣裳上镶着的领子，同样也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那样子，就像京剧里旦角行当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黄缎裙子，也在上面绣着和上衣一样的花样。里面还有水红色绸子的衬衣，衬衣上面镶着白色绸子的“和尚领”。“公主服”虽然由于尚未做好而没有送进来，但是听说那样子和“皇女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绣了两只凤，裙子前短后长，“公主”们走动时裙子的后摆能轻轻地拂地。看来，这又是从古代外国贵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样式了。“公主鞋”是红色缎面绣花的所谓“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翘着，样子好像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国宫廷内的式样用黑色呢子缝制的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节该用什么样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采用了西洋大礼服的样式：前身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后身长过臀部，胸襟上满是一横排一横排凸起的金绣，既不开缝也不系钮扣。下身是西装裤，两侧各绣有一条金线。帽子扁扁的，样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仿佛，上面饰有一大溜黄色的绒毛。前面已经谈过，四哥等5个人曾经穿着“皇子服”合影。合影时，他们身上还佩着金色的绶带，绶带下端悬着佩刀。所有这些，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麦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还有帽子上的绒毛，五哥和二哥的是从前到后长长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则没有他们的那么多、那么长。听说，所有上面已经做成了的服装，都是由当时最大的绸缎店“瑞蚨祥”承做的。

一妻九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