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道路选（2 / 2）

11.资本职能形式与剩余价值分割

12.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发展阶段

1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历史趋势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篇

14.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及其本质

15.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及其结构

1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7.国家经济职能与宏观调控

18.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社会共同富裕

19.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城乡一体化

20.经济发展的战略与规划

21.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

国际经济关系篇

2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本质

23.国际经济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4.国际经济关系的治理及其趋势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列出八大问题，把经济关系的产生放在最前面，作为衔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链接。根据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应该是以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两个方面来定性。

现在，我在思考第三个方案，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道路”选择问题。具体设想如下：

1.“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式，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的实际为基础的

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始之作。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 ‘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

2.1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

2.2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

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就是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获得的感性认识的理论升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全新理念，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和方向的先导

4.1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整体理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坚持辩证法、两点论

4.2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系统理论。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5.1 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是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整体格局变化为基本依据，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提出要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性任务，其理论基点和目标是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整体跃升

5.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其根本指向就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更为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系统理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空间

6.2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导，构建互联互通互融的开放系统，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确保国家政治经济安全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形式，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的实际为基础的。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创始之作。今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产生科学理论的基础，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理论储备不足，这需要我们进行探索。

这第三个方案，第一，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起点，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为基础，强调了它的内在逻辑的统一性。

第二，提出了三个理论观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线；二是新发展理念，这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导；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主题。

马克思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解是大视野，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会知道。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方式在大趋势上就是从“自发”到“自觉”，无政府状态就是“自发”，有国家或全社会的计划或调控就是“自觉”，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假设。第二个假设就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等同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国家或社会的宏观调控，就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自觉的调节。马克思没有去考虑，在“自发”的经济中会有部分“自觉”的进入。马克思没有想到，资本主义关系中完全的“自发”，也可能有局部的“自觉”进入；马克思也没有想到，后来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这些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要利用“自发”的经济力量和调节能量，再加上调控和计划的优势和能量，形成“自发”和“自觉”混合的，并且逐步增加“自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高度“自觉”的未来经济关系，真正实现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上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根据中国的国情，怎样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把“管得最合适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一观点，上升到一个主体调节更自觉的高度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探索的重要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中，由局部的“自发”和局部的“自觉”的混合，走向主体的“自觉”，最后达到充分的“自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就要实现，一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为圭臬；二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和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三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坚持“两点论、辩证法；四是形成适合于这一发展的具体经济理论；五是处理好开放的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

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首先要从问题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同时，在理论体系上，要做更多的理性思考，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获得理论创新、体系创新的新进展。

我讲的这三个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马克思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丰富的资源，如何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与时俱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探索的。